浅阅读:海量资讯时代的阅读大法
   浅阅读现象学:从潜阅读到浅阅读
   深浅阅读观:不对决的分立
   浅阅读时代的12个标签
   喻国明专访:在浅阅读中寻求秩序和逻辑
   当心被浅阅读过滤掉文化营养

   “浅阅读”可休矣

   “浅阅读”的危险
   图书漂流:分享知识的时尚阅读
   图书漂流:让书香飘散开去
   北京上海等10大城市首次举办图书漂流活动
   一天漂走八十本 图书漂流能否 “漂”起来?
   图书漂流遭遇诚信尴尬 谁动了我们的书?
   我国国民读书状况的调查
   阅读热点的读者群分析
   10年阅读热点回溯—保留一份阅读记忆
   2005,阅读不能承受之重
   2006年,将是“手机阅读年”
   "阅读时间"国内国际各不同
   网络阅读时代,纸媒书会不会消失?

   营造E时代阅读方式

   阅读方式高举轻松招牌 浅阅读喂饱快餐文化

   呼唤有品格的阅读
   错位的阅读
   你的读书姿态什么样?
 
 
 
  浅阅读时代的12个标签
                   来源:新周刊

  浅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标志——资讯之浅:点击决定价值;行走之浅:为数码拍照而旅游;写作之浅:为泛圈子阅读而博客;声色之浅:绯闻盖过爱情;品牌之浅:名牌换季特卖;民间语文之浅:短信飞短流长;偶像之浅:翻来覆去的炒作;影像之浅:大制作的感官消费;阅读之浅:书刊为翻而办;搜索之浅:网络图书馆的势力;美食之浅:餐馆为眼睛而流行;学术之浅:5分钟发言的学术秀。深是上世纪的墓志铭,浅是本世纪的通行证。

  点击决定价值的海量资讯

  新浪新闻:深度永远是第二位

  古代文人以读书破万卷自傲,现代资讯人每天的功课就是把新浪新闻翻个底朝天。而这还只算60分。信息时代里新浪只不过是信息臣民的居家必备,决不是资讯王者的独门兵器,它所带来的互联网信息对称化,已经让天下之事“你不知我知”的时代成为了永远的过去。而以“眼球”为导向的网站经济决定了网络新闻必然是以眼球来观看,而不是以大脑和心灵来阅读。如陈彤所说,新浪是资讯整合的平台,做的是筛选与编排的工作,而以新浪为代表的一代新闻网站,像筛子一般过滤了资讯背后的深意,让文字变成了符号,阅读变成了浏览。

  陈彤:新浪全球资深副总裁、总编辑,新浪新闻模式的创造者。

  《新周刊》:你觉得新浪的新闻模式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方式吗?

  陈彤:不敢说改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新浪出现之前,中国是没有24小时更新的媒体的。在此之后任何网民在任何时间有资讯需求,无论是特定指向某事件或人物的,还是没有特定指向的,新浪都可以满足。我觉得新浪最大程度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对媒体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有启发性作用。

  《新周刊》:新浪的新闻模式和传统媒体的不同在哪里?

  陈彤:传统媒体强调话题的原创性,或者新闻线索的挖掘,我们做的是资讯整合的平台。传统媒体有固定的更新周期,日报是一天,周刊是一周,杂志是两周到一个月,而新浪的新闻24小时随时更新,没有周期。传统平面媒体的版式是块状的,新浪的新闻页面是列表式的。传统媒体的年终新闻总结是编辑说了算,我们所做的“网络中国”评选,以专家修正为辅,网民投票为主,更符合网民的意愿。

  《新周刊》:你的工作和传统媒体主编的工作职责有何不同?

  陈彤:我们超过一半的内容来自传统媒体,我们的工作是以列表的方式编排信息,使之有序地呈现于页面并滚动播出。

  《新周刊》:新浪的焦点新闻几小时一换?

  陈彤:焦点新闻的更换频率无硬性规定,一旦出现重要新闻我们随时更新页面。但每条新闻在焦点新闻栏停留的时间有长有短,一般性质的停留12小时,非常重要和热门的停留24小时或者更久。

  《新周刊》:庞大的信息量和高速的信息流,会不会让人们的阅读流于浅表,形成资讯焦躁?

  陈彤:很多人认为网络阅读感觉浮躁,没有思考,阅读价值要低于纸媒。这是网络的特性所决定的。网站上的信息不宜过长也不宜过深,短讯式的最合适。当然,包括新浪在内的很多网站正在尝试走新路子,通过加强深度和自身的策划来摆脱海量资讯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对于网站来说,“深度”始终是第二位的。短、平、快是网络媒体不可抹煞也不容更改的特性。

  《新周刊》:点击率对新浪意味着什么?

  陈彤:我们当然关注点击,点击率是网络媒体江湖地位的标志之一。但我们反对“唯流量论”。情色内容的流量通常很高,如果坚持“唯流量论”,岂不是会使得“全民皆情色”?这样的网站是要完蛋的。 (采访/邱晨)

  为数码拍照而设置的行走程序

  旅游改叫“数码游”

  “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撒尿,到了景点就拍照,回到家什么都不知道。”这条语录是对现代旅游的新解释。出行观念越来越被数码相机统治,表面上看,数码给旅游带来的是方便、快捷,但是对于旅游的意义本身,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郭小姐:上海某旅行社导游。

  《新周刊》:平时带团去过哪些地方?旅行社对于游览的安排是怎样的?

  郭小姐:旅行社对于游览的安排除了对游览景点的商业考量外还会兼顾到旅游市场的需要。比如上海一日游也会有几种不同的旅游线路设置,例如“上海风情一日游”、“上海历史文化一日游”等,线路都是根据上海的一些著名景点或地标式景点进行组合设置,迎合不同旅游者的需要。

  《新周刊》:像上海一日游,或者周边的一些地方,比如苏州、无锡、杭州等地,行程都非常短,对于游客来说,是不是很难在一个景点多一些深入品味?为什么?

  郭小姐:行程不能说是短而是紧凑。上海一日游这样的线路基本上突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特色,如人民广场、豫园、外滩、东方明珠等,这些景点可谓是上海的地标。至于说需要更深入的品味,我个人认为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现在主题性的旅游线路多了,光是看一个景点或是在一个景点多耽搁时间,对你去了解这个城市未必有好处啊。

  《新周刊》:以你的经验看,游客们到了一处风景点,最常做也是最乐意做的事情是什么?

  郭小姐:肯定是拍照啦,有时候他们嫌给的逗留时间太少,理由就是:没时间拍照。

  《新周刊》:在数码相机开始风靡以后,尤其是一些日本的数码产品非常便宜,游客们还是那么热衷拍照片?

  郭小姐:基本如是。旅游作为一种消费与其他消费最为不同的一点是:不可移动性。换言之,游客只能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却无法真正拥有。然而相机却给了人们一个用光影记录回忆、拥有回忆的可能,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旅游本身性质所导致的一种必然。

  《新周刊》:很多人出来旅游就是以拍照为主的,旅行社因此也推出了很多走马观花的旅游项目,比如像上海周边的城市游览,还有一些快速欧洲游等等。作为一个旅游专业出身的人,你觉得这与现代人的出游方式发生变化是否有关?很多人出门就是为了拍几张照片,证明自己去过了那个地方,而不再关注传统的旅游本身。

  郭小姐:现代人的出游方式发生改变主要也是因为现代人对待旅游的理念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有所改变吧。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快餐文化深入人心,旅游从某种意识层面上只是反映了这种改变,而事实上旅游本身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它满足的是一种需求,不论人们是为了探索新事物,还是为了炫耀,从根本上来讲,这并不违反旅游本身的潜规则。

  《新周刊》:作为你自己来说,数码游和自助游,你更倾向于哪一种?为什么?

  郭小姐:这是两种层面的“旅游想法”,“数码游”讲究以快速旅游取得一种认知,“自助游”讲究以追求自由取得一种自我,我想两者我都看好且都会适时兼顾吧。(采访/胡斐)

  为泛圈子阅读而写的博客

  “在这儿我写东西不过脑子”

  博客的出现把事物的整体面貌打碎了,它提供的是一种“散点透视”和“以管窥豹”的效果,如果想知道一场电影是否好看,先看看博客怎么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但你永远不会知道这场电影放了些什么。热衷于写博客的人即时把思绪拿出来交流,片断式的博客文章替代了看客们的思考。

  按摩乳:一个著名博客,一个男人的博客,一个《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博客。

  简单看看按摩乳,应当成为你上网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他的尖酸刻薄与轻巧、他旁若无人的逻辑、他提供给阅读者的碎片化的信息,带来的不仅仅是一读之下的快感,还有在场感,以及安全感。

  王小峰的按摩乳,链接巨多,“少部分是朋友的吧,很多都是别人链了我,我也链上他。”问有多少个他也说不清,“这样吧,你把所有的链接Copy到Word文档,一统计就知道了。”究竟有多少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互链博客,通过简易、快速的彼此打量、互相阅读,构建起一种人际关系,并依托这个关系尽可能多地网罗信息。每天,人们阅读别人的博客,在完全个人体验式的话语里找观点或者找乐子。当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有博客的主人们说了算。

  虽然有人将王小峰戏称为王大娘,但看过按摩乳你就会发现这个家伙表达观点的方式多么粗暴,非“大娘”所为。王小峰淡淡地说:“按摩乳,你也看到了,有人喜欢也有人骂。不管怎么样吧,我正在做的是我自己愿意做的,而不是聪明讨巧,否则我可以写得更好玩,也不必犯众怒去骂王菲、骂李宇春。我只写我想写的,别人舒不舒服我不管。愿看的看,不愿看的别看。”

  作为浅阅读的一个标签,博客发展到今天成了新的名利场,让很多原本乐此不疲的人变得难以启齿。王小峰就曾把“新浪名人博客秀”大大地鄙视了一回:“如果全世界就剩下新浪一家开博客,我就不会再写博客了。你就是给我房子给我地,把天说塌下来也没用。”对写博这回事,他有自己的定位。“传统媒体有一个门槛,不是谁想写就能写。但网络没有门槛,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我想现在没有什么人上网会是想寻求知识的启迪吧。在这儿我写东西不过脑子,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谓博客,就是网络日记,就是记流水账。我不怀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去写,我只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点点调整,寻求自己的表达方式。”

  按摩乳墙内开花,里外都闻得见。去年底,按摩乳当选德国一家机构评选的2005年度“最佳中文博客”;今年2月初,按摩乳的点击率过了百万。对一个博客来说,后者无疑是最大的赞美。“国内媒体采访,爱让我说意义;境外媒体采访,总让我谈言论自由和人权。其实我这个人没那么复杂,我就是写着玩,这个我也不想多说,也解释不清,再说多了就是矫饰了。” (采访/孙琳琳)

  作为绯闻的爱情

  “绯爱”娱乐大众

  绯闻与明星,从来都是买一送一、半搭半送的连带商品,艺人的私生活,究竟是绯闻还是爱情,是娱记们愿意挖,百姓们愿意看,公司愿意拿出来炒作的东西。

  黄圣依:一出道就在周星驰的大作《功夫》中担纲女主角,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女郎”。

  《功夫》里那个拿着棒棒糖的哑女,曾经让人遐想联翩,她的成功,她的美貌,都容易让人给她扣上绯闻的帽子。2005年对她来说更是不清闲的一年,给有中国版《花花公子》之称的《男人装》杂志拍摄的一辑性感照片,成为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不仅与周星驰的星辉娱乐公司闹得不可开交,她与宋祖德的关系又被人拿来大作文章。对于这些娱乐圈的是是非非,黄圣依本人倒是看得很开,她说:“做娱乐圈就是娱乐大众。”

  “进娱乐圈,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我没有一开始就特意要往这个圈子里钻,如果遇到什么事都害怕,别人说什么都很介意,就会让自己活得很辛苦。

  “我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一直以来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生活,有时候遇到一些与自己不相干的绯闻,伤害很大,自己鼓励自己一下,也就过去了。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那个艺人平时也认识,没来由的突然就传出了我们俩怎么怎么样了。是我身边的朋友先看到这样的消息,特别生气,跑来告诉我,其实就是对方公司搞的鬼,刚知道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想开了就好了。做娱乐圈就是娱乐大众嘛,观众、读者们本身就有八卦心理,喜欢看一些这样的报道,对艺人的作品本身倒是很可有可无的。不过像现在的资讯都是快节奏的,这样的消息滚动得也快,很多人喜欢看但不会细看,看过也很有可能就忘了,所以作为我自己来说也不会特别放在心上。

  “现在中国的娱乐业越来越向港台地区和国外的模式靠拢,越来越流于表面化了,作为艺人本身只能学会去适应,而且将来的趋势就是这样发展的,要随时做好准备。

  “我其实不太希望别人过多地来关注我的绯闻,这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人都喜欢去关注别人的坏事,这是不能控制的,我不能控制别人怎么想,怎么做,我唯一能控制的是我自己,我拿出更好的作品,别人也就不会去翻那些陈年旧账了。不过话说回来,娱乐圈是肯定会有绯闻的,这是相辅相成的东西,既然相辅相成了,你就不能说绯闻绝对是个坏事。如果有伤害到我的地方,就要在心理上学会适应。我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有些事情迎合不来。我平时很少上网的,不会刻意地让这些事情来烦着我。网络的东西,渠道太广了,不能完全相信上面说的。

  “我的很多真心的朋友都是圈外的,对我来说,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会让两者有太多的牵连。” (采访/胡斐)

  为名牌而存在的特卖场

  拥有比合身更重要

  在浅阅读时代,消费成为人们宣泄欲望、获得心理满足感的重要方式,而名牌则是消费行为中最具刺激性的卖点,名牌特价场的出现则把这种代价高昂的刺激普及到寻常人家。

  天河城是广州最旺的商场之一,一度这里成为广州一日游的一个重要景点。而这其中,7楼的名牌特价场却是许多人的淘货之地。2001年3月18日,天河城名牌特价场开业;2004年11月,装修改造后的名牌特价场5天销售额就达到220万元。名牌为什么特价?因为过季、下架、断码、积压。对厂家和销售方来说,把货品低价处理掉是资金回笼的一种方式,当这些处理品还是新款上市的时候,他们已经收回了成本,低价甩卖不是亏本,而是卖一件赚一件,属于纯利润。

  而对消费者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收集这些平时自己消费不起的品牌会造成一种奇异的满足感:你看,我终于也有了一件D&G的外套,或者我终于也有一双BALLY的皮鞋。东西合不合适不重要,名牌本身就给人极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条艳红的裤子或者小一个码数的鞋子。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特价场的负责人王女士说,来这里消费的有不少中等偏上收入者,最多的一次消费万元。很多人在2楼的正价场看中也不买,专等货品挪到特价场再下手,这样既可以省一笔,又满足了消费名牌的愿望。 (文/孙琳琳)

  使用率最高的民间语文

  短信的飞短流长

  70个字能够深刻到怎样的程度?短信天生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肤浅阅读:表达爱情时是碎片状语言,节省话费时是实用主义内容,广告出现时更是除手机屏幕上的“删除”两字外没人会记住任何内容。当紧张生活打败了深阅读,短信的“肤浅”异军突起,小说、新闻、股市行情、运程、心理测验通过小小的屏幕充当了掌上全方位杂志。短信成为了使用率最高的民间语文,一条出色的短信比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流传更广,而且仅价值一毛。

  戴鹏飞 :中国第一短信写手。

  《新周刊》:你说过短信是简单的快乐。你觉得浅是不是它带来快乐的原因?

  戴鹏飞:我觉得不要上纲上线,鲁迅说过,不可能每个文字符号都有意义,短信不过为了搏大家一笑。大家写字的追求不同,而短信本来是一个小笑话,自然越简单越好。短信是有思想的人,把快乐变得很有效率。

  《新周刊》:但有人评论说短信就是一件很浅薄的东西,你怎么看?

  戴鹏飞:别人这么看,也是对的。短信就是简单的快乐嘛。但别人把短信用来作评论,就把这个东西看得特别重。短信是浅薄的,但为什么别人要理会这么浅薄的东西呢,浅薄的东西有什么好说的。

  《新周刊》:有时候要写出既短又幽默的“浅”的短信,反而很显功夫?

  戴鹏飞:这是肯定的。李咏跟我说过,幽默是最冷静的。写出短信背后的艰辛、付出的努力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新周刊》:你觉得要显出功夫需要什么技巧没有?

  戴鹏飞:我觉得是天性,跟我从小喜欢胡闹的天性有关系。

  《新周刊》:你觉得短信现在还热吗?

  戴鹏飞:短信永远不会消亡。它既省钱又有效率,与WAP、彩铃一样,在无线领域未来的比率能占到1:1。短信在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能说出人们不好说的话,是另一种意义的情感交流。

  《新周刊》:你生活中短信是个什么角色?

  戴鹏飞:我平时不发或者说很少发短信,基本上就是“我到了”之类的。我也从来没有订阅过短信。

  《新周刊》:你觉得别人呢,是什么功能?

  戴鹏飞:别人用短信,第一目的就是省钱;第二目的就是说出不好说的话,包括求爱和祝福等等。第三个目的,短信能够保留人们残余的童真。我发现,一些高层次的人物,他们发的短信都特别可爱。

  《新周刊》:你转做话剧后发现话剧的语言跟短信的语言有什么不同,会深一点吗?

  戴鹏飞:没有什么不同。话剧里头很多对白都是我以前的短信。包括我以前的专栏文章,它们靠的都是一个幽默的创意。 (采访/黄俊杰)

  轮流被炒作的明星和偶像

  你需要明星,明星也需要你

  崇拜一个偶像是最奢侈的精神消费,成为一个偶像则是最伟大的人生浪费。明星与偶像的力场从文艺圈过渡到娱乐圈,象征着偶像消费正式成为浅文化一员。在娱乐沙文主义时代里,粉丝、公司、明星这条头尾相连的价值链日益清晰,却没有人对这赤裸裸的炒作感觉不适。相反,每一个做着明星梦的人都愿意杀进海选,不吝被狠狠盖上一个“娱乐圈统一制造”的大印,在“包装”与“封杀”之间跌宕;而每一个梦见明星的人都愿意一掷千金,不惜地放下身段放弃个性放低理智,体验娱乐快餐转瞬即逝的疯狂与快乐。周杰伦近日对大陆歌迷表示蔑视,但这个时代“我鄙视你”也可以算做是明星与Fans的有效互动。

  袁蕾:《南方周末》娱乐记者,网名奶猪。

  《新周刊》:明星的保鲜期大概有多长时间?由什么要素决定?

  袁蕾: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保鲜。李金斗和赵忠祥的保鲜期,就远远大过阮丹青和周蕙。娱乐圈就是这么残酷,你需要作品才能生存,但是受众不会满足你仅仅只有作品;娱乐圈更残酷的是,明星争着给大家内衣看,大家还要挑挑内衣的样式。除非你是斯皮尔伯格。

  《新周刊》:你所经历的娱乐圈,可以划分为几个时代?

  袁蕾:你需要明星的时代和明星需要你的时代,而且这两个时代永远在交替变化。

  《新周刊》:那什么在推进娱乐时代的更换与轮回?

  袁蕾:人,粉丝。好的明星和娱乐公司可以利用人,只要找准G点。

  《新周刊》:作为离娱乐圈最近的一位“旁观者”,怎样看待明星?

  袁蕾:我还在七八岁的时候就经常出入演唱会后台,当时流行走穴,很多春晚上才能看见的大明星就在你身旁窜来窜去,可以想象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何其兴奋的事。两个春晚上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就坐在我旁边,两个比我勇敢的小孩跑去找他们签名,签完后他们就在讨论两个小孩谁长得更丑。前几天又看到这两个春晚相声演员,又是满脸堆笑地给人签名。我想说的是,明星真的也是人,他们也自己洗内裤。

  《新周刊》:你写《袁蕾会客室》,或者平时做采访,是怎样挑选受访嘉宾的?

  袁蕾:《袁蕾会客室》有一期在报社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议,就是娱乐版面该不该做韩乔生。他是一个“很娱乐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娱乐人”。长时间以来,娱乐人都被定义为“8小时之内从事电影、电视、音乐的人”,韩乔生8小时之内做的是体育转播,所以他就应该出现在体育版面上。同样的话赵忠祥也问过我:“我这件事情(跟饶颖的官司)是娱乐的事吗?”那是不是赵忠祥就真的只能出现在“法制之光”上?田亮是不是也只能出现在体育版上?所以我的原则是,受访嘉宾未必是娱乐人,但一定很娱乐,而且我的第一句话也是:“我今天把你当一个娱乐人物采访,你不会介意吧?”

  《新周刊》:谁是娱乐圈的常青树?为什么?

  袁蕾:不要逼我提刘德华,但是我看着常青树三个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名字。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原因:阿Sa的网站上流传过这样一段往事,去年某香港音乐颁奖礼上,阿Sa在台下嚼口香糖,被叫到名字上台的时候,忘了吐掉,跟阿Sa一起站在台上的刘德华看到了,悄悄伸出一只手到阿Sa面前,示意她吐到自己手上;去年圣诞我照例收到一些明星和公司寄来的公务贺卡,刘德华寄的包裹很大,里面有他的音乐CD、电影DVD,还有一个小信封,打开之后我吓了一跳,是我的照片,被印在他自己做的贺卡上,上面写的是“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好好照顾自己保重身体,谢谢你一直的支持及帮助,无言感激。刘德华”。那张照片是我前年采访时的样子。有时候勤奋真的还是其次。

  《新周刊》:你自己有没有成为某位明星的忠实Fans?

  袁蕾:说实话,没有。我并不觉得宣布是谁的Fans丢人,只是我认为,Fans的首要条件就是盲从和狂热,不然算不得真正的粉丝,恰好这两样东西我都没有。

  《新周刊》:有没有遇到过自己喜爱的明星渐渐淡出光环呢?你心里怎样想?

  袁蕾:谁都会淡出光环、生老病死,可能大家会觉得残酷,但实际的结果是,每次有人淡出光环的时候,只要能让人找到那个确切的时刻,他会得到此生最大的关注。

  《新周刊》:在娱乐圈的价值链上,明星处于哪一环?娱乐记者处于哪一环?

  袁蕾:想象一下,是世界上没有明星比较可怕,还是有明星、但你不知道明星都在干些什么比较可怕,你的答案就是两者的价值。

  《新周刊》:这些年来这个价值链有些什么变化么?

  袁蕾:明星们一直企图用官方网站、博客、BBS等手段来替代娱记的功能,直接跟Fans取得联系,事实证明,第三方传播对明星来说,还是最划算和有效的方式。 (采访/邱晨)

  电影越浅越成功

  比《无极》更浅的是《馒头》

  2006年1月,一个名叫胡戈的男人和他看似随意剪辑的一则视频短篇,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引发了一场“馒头风暴”。这个长约20分钟的视频短篇,将陈凯歌花3亿元精心打造的大片《无极》咔嚓咔嚓剪成了法制节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口碑远远超过了《无极》。从剧本到剪辑,从配乐到配音,全都由胡戈亲力独自完成,他顿时就被网友奉为偶像级人物。有媒体还将“馒头”一词加冕为年度最红名词,一场由视频引发的革命,昭示了全民观影趣味的改变。此后,他又在网络上推出新的小剪辑电影《春运帝国》。

  胡戈:自由音乐编辑。

  胡戈在网络上一夜成名,他坦言,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最初制作这辑视频时纯粹为了好玩,也没有想到要将其传播开来。“我自己做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特别特别好玩,没想到朋友和网友会这么追捧。现在的大众审美趣味是改变很多了,都喜欢搞笑风格的东西,我想还是喜欢快乐的人更多一些吧。”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前后制作总共花了10天的时间,其中的5天都用来构思剧本,胡戈说,他的风格和传统的以语言取胜的中国式搞笑不同,“我的风格更加倾向于美国的搞笑片,比如《白头神探》那一类,更加注重动作上的幽默感,语言调侃不是我的强项。”

  大学毕业后,胡戈在武汉的交通音乐频道主持每晚8点档的《国际流行频道》,两年后做起了谈话节目《胡椒爆生姜》。1998年,因为弟弟买了一台电脑打游戏,他便迷上了电脑音乐制作,他的MIDI《战争与和平》在全国“创新杯”电脑音乐大赛中获得第一名。随后,他来到了北京,干起了买卖音乐器材的行当。在北京呆的时间不长,但胡戈学到了很多东西,“电脑音乐制作的技术越来越强”。6年前,他来到上海,在电子乐器公司作曲,“就是制作电子琴的节奏和预存的那些乐曲”。然后就是辞职当起了自由职业者,每天凌晨4点上床,中午起来,和自己喜欢的音效打交道。胡戈说,这次制作《馒头》构思很快,属于厚积薄发,是他多年工作积累的一次喷涌而出。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他第一次与视频打交道,从外面小摊上买来了《无极》的碟,他用电影学院学生分析影片时专门用的视频软件播放来看,像一个认真的学生一样边反复跳跃着看边构思。他有想当编剧的愿望:“我现在有一些故事的想法了,但是具体内容保密。如果有投资商愿意找到我,我就会尝试去拍电影。”当有网友问道:“如果给你3个亿,你会拍《无极》吗?如果拍,会怎样拍?如果不拍,是什么原因”时,胡戈的回答是:“我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在一部电影上。我会拍100部电影。”

  现在赖以谋生的工作——音效制作也是胡戈的心头之爱,他认为,传统的制作音乐的方式早就淘汰了:“现在的流行音乐都是用电脑制作的,像周杰伦的那些歌,都是电脑做出来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用传统的方法反而不正常了。” (采访/胡斐)

  为翻而办的书刊

  读看翻:书和报刊的杂交游戏

  书刊为纸质浅阅读代言,越来越多的新兴杂志以翻阅取悦读者:跳跃式的阅读和养眼的留白真能提供冥想空间吗?图书也从读图时代滑入前店后厂式的消费:一个星期做出来的书,一刻钟读完。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就了浅阅读的大面积流行。

  近年来,图文书、绘本及漫画书、励志书、热点题材书等类型图书的畅销,显示在读者阅读取向发生变化的同时,图书出版界也在出版定位,乃至从策划、设计到发行销售整个出版流程都在作出相应的调整。

  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关于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的调查,有近一半的人在数月之内都没有读过一部完整的图书,而有阅读习惯的人仅占5%。这就是说,现在的读者已经把“读书”变成了“翻书”,能从头到尾把一本书看完的人反倒成了异数。因此,出版界迎合读者口味的变化似乎是势所必然,而按工业化流程进行生产则成了畅销书的准则。

  传统的出版流程,从组稿、报选题、编辑、制作到付印,一般需要半年以上。而现在畅销书,尤其是热点题材书的操作手法,第一要诀就是要快,务求在一个热点事件还没被人们遗忘之前迅速抢占市场,因此这类书的销售期也长不了,卖一两个月,至多三个月,如果还卖不动的话,那就只好下架了。去年“超女”红得一塌糊涂,借“超女”东风出版的图书一时间有七八种之多,其中的《我为“超女”狂》,由媒体对“超女”的相关报道编辑整合而成,据该书编辑介绍,从开始编辑到付印,只用了短短4天时间!这个时间,别说三审三校,一审一校都够呛,内容之粗糙可想而知。不过这类书本来就没有打算让读者好好读。

  这种操作手法,其实已经接近于杂志的做法,因此,一些出版人索性走得更远,纷纷尝试出版具有杂志的形态和特征的杂志书或称MOOK,比如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系列,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茶座”系列。这其中又以郭敬明主编的《岛》书系更能体现时下年轻一代的阅读趣味。在郭敬明看来,杂志书“比书好翻又比杂志读得久”,他们有一个小团队在操作《岛》书系,除了出版时间不必像杂志那样准时,每一辑《岛》的制作流程、形态和一本双月刊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的读者还在抱怨每一辑《岛》间隔的时间太长,因为买到书之后至多两三天就看完了。《岛》受到追捧的原因,有郭敬明的品牌效应,也跟它能把握年轻读者的口味有关。至于那到底是什么,郭敬明说就是一种感觉,感觉对了就对了,而这个是最难把握的,不然“出版界的老前辈们也不会这么头痛了”。

  郭敬明还提到,能让读者买他们的书,哪怕买回去不阅读,只当收藏,他已经觉得很了不起。实际上,他的话已经触及现在读者的一种阅读趋向,那就是买书而不看书,甚至连稍微翻一下也不翻了。这在资深出版人石涛看来,说明读书在中国已经正式成为一种“符号消费”。巧的是,他所列出的几种最具符号消费特征的图书,有《狼图腾》、励志书和明星画传,还有郭敬明那本《1995~2005夏至未至》。(采访/谭山山)

  为搜索而存在的网络图书馆

  Google用单词建书库

  抗议都是徒劳的,出版商和图书馆的愤慨并不能阻止斯坦福、密歇根、牛津,名牌大学的学术藏书被Google扫描进硬盘,连纽约公立图书馆也未能幸免。紧随其后的有亚马逊,他们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服务,可以使用户有选择地或者全部地在线购买和阅读图书;微软则将触角伸向英国国家图书馆,10万册图书将被数字化。

  足不出户便可饱览1亿4千万页的藏书,人们看待图书的方式被改变,book.google.com成为最私人的图书馆。随时随地搜索让阅读更加便捷和功利,在拼出一个单词就能检索到200页图书的时代,一本百科全书的质量显得无足轻重。

  王天:Google无线部华人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 ,2002年前往美国就读于北卡罗莱大学计算机系,2004年进入Google。

  《新周刊》:目前“Google图书馆”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王天:还在继续扫描,从学校里拿来的书太多,工作组一直在扫描,让它们能尽早上线。用来翻书的机器手几乎没怎么停过。

  《新周刊》:普通人怎么进入“Google图书馆”?

  王天:在浏览器里面输入book.google.com就可以,中国用户要晚一点才能使用这个功能,但可以进入北美站提前体验。

  《新周刊》:根据一个单词让用户在线上图书中搜索自己急需的信息,会不会让阅读变得很功利?

  王天:这里可能有个误解。实际上,根据书中的某个单词的确可以搜索到相应的内页,但用户只能阅读它的前一页和后一页,要想真正从书中获取知识和信息,还是必须买回这本书仔细精读。我们只是让用户能够通过阅读部分页码去更有选择地购买自己想读的书,而不是让他在浏览器里乱翻一气。

  《新周刊》:但很多常用的单词可以出现在书中的每一页,用户仍旧能够通过搜索它而阅读全书。

  王天:这个问题难以避免,但不是Google的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买回一本书慢慢消化,再从中获取营养显得太麻烦了,他们愿意临时性地在网上书籍中寻找对自己有用的资料。这种不规范的阅读方式并不是Google提倡的,并且我们给出的仅仅是书的内容索引。所以说,出版商和图书馆对这一计划的抵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对它的误解。

  《新周刊》:那么你认为“Google图书馆”并不会改变阅读方式?

  王天:以前我们要买一本书,总是在图书馆里粗略地翻阅同类型的书,然后从中随便选一本。但很有可能,这本书并不是你想要的。Google改变的是人们选购图书的方式。你在虚拟的图书馆里通过阅读部分章节确定好要买的书,然后去现实中的图书馆购买它,这样更加合理,对读者来说是件好事。我们不贩卖图书,也不会把书籍内容向所有人开放。

  《新周刊》:这种网络图书馆的方式会逐渐普及吗?

  王天:它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很多人认为是信息过多而造成了人们更热衷快餐式的阅读,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迫使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更大了,造成阅读量的升级。这种情况下,要求大家再像以前细嚼慢咽是不可能的。而网络图书馆对于两种阅读方式都是合适的。 (采访/胡尧熙)

  为眼睛而流行的餐馆

  视觉之后才是味觉

  概念餐厅永远不是填饱肚子的地方,就像所有的酒吧都不是为酩酊大醉而存在,所有的K房都不以锻炼歌喉为目的。这里冷峻的光线不会给你增加食欲的温暖感觉,比食物的面积大三倍以上的盘盏也不会刺激你的胃口,被一袭黑衣的服务生领着穿过灯光汇聚的T型台,你甚至怀疑自己快成了台下食客眼中的猎物——来这儿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被吃的。几千年的饮食文化只是这时尚空间里一抹不起眼的底色,或者说,没了味觉体验,人们依旧会因沙龙、展会、秀场等其他形式为这里的声光奇效付费,本来概念餐厅,就只为眼睛而流行。

  杨文标:厨房制造行政经理。

  《新周刊》:我注意到厨房制造打着“原创厨房概念餐饮公司策划管理”的旗号,为何要称概念餐饮呢?

  杨文标:打破了旧有餐饮业的模式,创造了一种正在流行的新形式,谓之“概念”。通常一个菜系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从菜式、口味到餐厅装潢甚至服务员衣着都是统一的,东北菜是很典型的例子。但厨房制造让人们在一个感觉很前卫、很时尚的西式环境下,享用到川、粤、沪、西餐、日本菜、泰国菜等各地佳肴。环境时尚前卫,美食没有界限,这就是概念餐饮。

  《新周刊》:这个很前卫、很时尚的餐厅环境具体有何特别之处?

  杨文标:厨房制造是现今至IN至TOP的Fashion饮食文化餐厅,内部环境由日本国宝级设计师三浦荣设计。整个餐厅秉持“LOFT”创意仓储式风格,视觉效果很震撼。顾客们进出的通道是一条高出地面80厘米的模特天桥,有君临天下的感觉。而餐厅内部还有火箭发射架般的透明送菜电梯,近50米长的厨房明档,钢结构、水泥、玻璃、若隐若现的光束……

  《新周刊》:这么说视觉效果是厨房制造的主打项目?

  杨文标:视觉、感觉、味觉是我们餐厅三个强项。视觉解释过了,味觉不必多说了,这种感觉是氛围和美食烘托出来的。比方说,我们故意让模特天桥比原设计窄一点,这样,在餐厅神秘、冷峻的氛围下,一男一女擦肩而过,能带给顾客多么飘逸的遐想。

  《新周刊》:视觉排第一、感觉排第二、最后才是味觉?

  杨文标:应该说这三者对于我们来说是并列的。只是一个提法的问题。评价传统美食的标准不也是“色、香、味”吗?这是因为人们对待一道菜肴,是先看到它,然后闻到它,最后才品尝它。同样的道理,顾客来到一间餐厅,也是先欣赏它的环境,然后感受它的服务、体验它的气氛,最后才品味它的菜式。品味菜式是任何一家餐厅都少不了的环节,但在视觉效果上厨房制造绝对是一流的。

  《新周刊》:那厨房制造的目标客户是什么人?

  杨文标:城中的年轻白领、IT精英、成功人士、型男索女等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这些人追求美食,更讲究用餐氛围。他们或许厌倦了传统旧式酒楼嘈杂、拥挤、没有私人空间的用餐环境,也不喜欢动辄大鱼大肉,更不喜欢划拳劝酒。而一些慕名而来的顾客即便习惯了酒楼或者大排档,走进这里也会觉得焕然一新,用餐习惯都可能变了。 (采访/邱晨)

  每人发言5分钟的研讨会

  了解是学术的一部分

  走马观花式的学术研讨会闪烁着耀眼的镁光灯,各路学者轮番上台作5到15分钟的观点介绍,本是最需深入阅读的学术演化为浅阅读,成为观点和人物的展览。专家的观点是:浅阅读是浅,但它引诱你去读深的。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周刊》:学术研讨会也成为一个浅阅读的场所,很多人轮着上台,每人5分钟的秀,内容已退居其次,你的经历中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多吗?

  张颐武: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当年钱钟书先生就曾有挖苦:找一些不三不四之人谈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这个就是学术研讨会的真谛,这是历来就有的,并不奇怪。但是在学术研讨会上并不是要作一个深入的学术研究,学术论文发表不能依赖研讨会。研讨会上是让你的成果进行一个简短的发表,让大家互相交流,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吸引观众听你的观点,这个时候口才很重要,趣味性也很重要。让大家了解,这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不排除一些人没怎么准备,谈些不三不四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的情况是你的研究成果必须短时间内给大家讲清楚。在研讨会上让大家了解一个信息再去研究他的论文,每天在家里、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必须要靠研讨会把他的研究结果发表给公众,这个时候就需要浅层的表述。这个要分开,那些不三不四之人放言高论的和学术无关,而学术研究要是跟公众讲得很深,公众理解很困难,这样就需要很短时间的表述,对学者来说也是个考验。

  《新周刊》:你是否认为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更多是一种受邀请的资格或待遇?

  张颐武:也不能这么说,资格也是多年研究的结果,为什么邀请这个人,也是这个人在本专业里的研究得到同行的共识、认可。另外还有一个机制,学术性研讨会有个提交论文的过程,要经过评审的程序,美国也是这样,MLA(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开会是非常盛大的,很多年轻人要出头怎么办呢,都得提交论文。也不能说这个就是错的或坏的事情,只要学术研讨会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就还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当然学术腐败也存在,是另一个问题了。

  《新周刊》:5分钟的发言是否过于简短,从而造成了受众的浅阅读?

  张颐武:我们的研讨会有时候开得效率不高,有的学者超时,怎么劝他也不下台,实际讲的也没什么内容,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怎么训练学者在最短的时间把话讲清楚。就像下快棋一样不一定比下五六个小时的质量要差。短有短的讲法,长有长的讲法。糊里糊涂5分钟感谢别人就完了当然不行。浅阅读并不是因为时间限制的,而是人们不善于在这短时间内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我觉得训练大家在短时间内把问题讲清楚,这是超越浅阅读的一个核心。中国人这方面的训练还不够,我们都习惯于长篇大论,在很多杂七杂八的内容里面可以披沙拣金地找到一些好内容,但不善于把自己的观点快速地讲出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只有这种方法,你说把论文贴到网上,贴上去也没人读,同行少数几个人才会看。有的小学科只有二三个人,要向更多人广泛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没有办法。浅阅读是浅,但它引诱你去读深的。 (采访/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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