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3月11日专电题(刘丹、滕玉栋、杨金志) 无需购买、无需押金、无需借书证，就能读到各种图书，阅读后再将书“漂”出手，传给下一个读者……风靡欧美的“图书漂流”活动，于2006年1月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11个城市展开，深受高校学生的欢迎。

　　如同漂流瓶一般充满神秘和浪漫气息的漂流图书，像一张“诚信试纸”，测试着大学生们的诚信指数。两个多月过去了，“测试”结果如何呢？

　　初衷：“好书共享”

　　漂流图书与一般图书不同，它们不在购物架上，而是被有意遗留在公园长凳、图书馆走廊、咖啡厅等公共场所，并标有特殊符号，只要能遇见它们，爱书人就可以将其“领回家”，阅读完毕，再次投入公共场所，等待下一个“主人”，如此周而复始，目的只有一个：好书共享。

　　“图书漂流”作为一项公益活动，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欧洲。今年1月，总计100种2200册人文、社科类图书，陆续开始了在11个城市的“漂流之旅”。活动主办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记者在上海学人书店获得了一本名为《温故》的漂流图书，成为了这本书的“首漂者”。书的三面书边上涂有草绿色颜料，封面贴有漂流徽标，封底标注漂流活动文字提示：“幸运的读者朋友，恭喜您得到这本不期而遇的图书……希望您能在惊异的同时喜欢它爱护它，并在阅读之后将它投放在校园、公园、咖啡馆、酒店等公共环境中去……您也可以在书中夹上自己的读书心得，让它承载着您的思想，继续这一段漂流书香，播撒一段文明美丽的奇妙旅程。”拿走漂流图书只有一个条件：留下联系方式。

　　“图书在社会上流动，如同建立了‘社会流动图书馆’一般。”主办方负责人林南说，他们的雄心是使“图书漂流”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无奈：“漂”去无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图书漂流”活动在我国并非首创。2005年底，上海普陀区就率先推出了“图书漂流”活动，第一批“放漂”的图书就有2万余册。据普陀区图书馆对漂流图书的跟踪调查，自首批图书“放漂”后，社会各界的捐赠图书册数已突破10万，但目前的循环率仅为3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读者听说漂流图书可以“随便拿”，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几本就走，“即便是同一期杂志，有人也会一次拿两本。”

　　记者费尽周折获得上海34位“首漂者”的联系方式，一一电话访问，发现其中31位为大学生。他们几乎都表示赞同这个活动，但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在看完图书后，不会将其放到公共场所；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活动持续不下去”。

　　一位大学生对记者说：“与其放在公共场所没人看，或者让收废品的人拾走，还不如自己留着。”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姓陈的同学说：“怎么会放到公共场所呢？顶多私下传给熟人，否则拿一本绿边的书放在外面，人家还以为你要传染什么疾病呢。”

　　还有一些学生则坚守在公众场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原则，坚决排斥“免费午餐”，不接受漂流图书。

　　诚信：遭遇尴尬

　　据一些媒体报道，“图书漂流”在南京、成都等地的“试漂”也均遭遇类似“诚信”尴尬。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认为，防范心态也好，占为己有也罢，都暴露了当今一些青年人“诚信”的缺失，“有些人自己不讲诚信，还猜疑别人同样不讲诚信，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互不信任的怪圈。”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具体教育工作上却显得太空泛、太高远，导致诸如诚信之类的美德往往在关键时候‘缺位’。”孙抱弘说。

　　“唯利是图、缺乏社会公德是诚信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指出，“这种将漂流图书占为己有的自私行为，轻则是个体对个体的不信任，重则导致个体对整个社会失去信任。”

　　孙抱弘说：“诚信离不开社会大背景。一本小小的漂流图书折射出了一些人对公共物品意识的淡漠，更敲响了社会诚信建设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