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深入下去的“人文精神讨论”1994年，人文精神的讨论由上海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发起，所反映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持久压力，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如知识分子生存的外部政治和经济条件变化、大众文化的兴起、道统与学统等。《读书》1994年第3、4、5期连着3期刊载了上海12位学者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期发表了王蒙针锋相对的讨论意见。双方各有根据，只有局部的对话，没有全面的交锋。讨论未能真正深入下去，自然也无结果，但还是对199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
“星光”下的阅读1995年赵忠祥以《岁月随想》开启了明星出书的热潮。以前明星大多不擅长写作，也就没有动过写书的念头。可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公众中间蕴藏着了解明星的巨大需求也就意味着明星出书具有巨大的市场。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出版不足3月，连印5次，印数达55万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文化人”总是对明星的文字表达水平持挑剔态度，但是大众似乎并不这么“较真儿”。杨澜的《凭海临风》(1996)、倪萍的《日子》(1997)、水均益的《前沿故事》(1998)、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2000)、崔永元的《不过如此》(2001)、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2003)等等，一个接着一个，纷至沓来。君不见，“星光”灿烂而没有出书的还有几人？
数字时代的召唤比尔.盖茨是信息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其《未来之路》(1995)一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几乎同时面世。由于书出得恰逢其时，写得又很通俗，引起广泛的阅读热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据说，书刚出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就到出版社要书以备研究。这本书和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1996)完成了很多中国人进入数字时代的启蒙。
乔伊斯迟到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1920年代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在1994年同时出版了译林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译本。虽然公认此书晦涩难懂，但还是受到读者追捧，销量不俗。阅读《尤利西斯》，“中国作家可以向乔伊斯学习如何深入探索人物的心理机制，如何全面、立体地塑造人物形象。学习他从语言到文体，从心理到生理，以及他所极大发展了的意识流写作技巧”。不过，不少文艺界的学者觉得《尤利西斯》在现在这个时候才引进有点“落伍”，不会产生冲击性影响。
书生情趣1995年开始出版的“书趣文丛”先后出了6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学者散文、随笔出版热和阅读热的诸多特征。据说1990年代是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学问家如何使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的价值理念或文人情趣，必须有一个可以承载的形式，学者散文、随笔热便是其表现之一。
学者“小群落”自发办刊舒展个性民间性的“学刊”以前不是没有出现过，但是1990年代尤其是中期以后如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却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新景观。较著名者如《学人》(1991)、《原学》(1994)、《原道》(1994)、《学术思想评论》(1997)、《中国学术》(2000)。他们大致上摒弃了1980年代激进的文化批判姿态，以一种更加建设性的学理探讨为特征。
亨廷顿难觅知音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翻译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作者认为，今后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经济冲突，成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并提出西方文明要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的联合。此文立论惊人，引发了热烈争论。国内学术界、思想界约在1994、1995年针对此文展开广泛的讨论，似乎没有人赞同亨氏的观点。“新张爱玲”细说上海旧事1995年出版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在《钟山》连载时就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小说以一个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50年的经历勾勒了上海这座城市50年间特有的市民文化气息。据说获得了女性读者的认可，遭到了相当多的男性读者的批评。由于王安忆的女性身份，处理的是上海市民生活题材，颇有人将她与张爱玲作比较。
“煽情”乎？“庄严”乎？1995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授予莫言的《丰乳肥臀》(1996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名的煽情引起了不少非议，但作者坚持认为“丰乳”、“肥臀”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如此命名是为了重新找回庄严的朴素，并无媚俗之意。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熔人性、女性、母性与爱情、亲情等人间至情于一炉的重型制作”。
观照当下的历史专题研究从表面上看，1995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只是在近代史领域的“熟地”鸦片战争所开展的一项专题研究，但作者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试图探讨在近代初始阶段，中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物质技术、政治体制、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相遇，在彼此又缺乏“跨文化”沟通的条件下，如何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天朝”体制由不适应近代国际惯例，到不得不去适应的历史过程。直到今天这一进程还在支配着中国的国际与国内政策，所以，阅读这本书随时使人发生“似曾相识”的联想，这是一本近代史的专门著作能够激起专业圈外人士极大兴趣最根本的原因。
《读书》变了1996年4月，沈昌文告别《读书》。既深入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始终以“一般读者”为念，笔法轻松活泼，是《读书》的独特风格。而对形成此风格贡献最大者，当推杂志的长期当家人沈昌文。沈公离开后，杂志风格有了较大转变，所刊文章专门程度加深，使杂志在读者中影响力有所减弱。2003年沈公将主持杂志期间所写的“编后语”汇集成《阁楼人语》一书，读者从中可以领略这位出版界名流的见识、眼光和幽默。
“读图时代”“地球人都知道”，现在是“读图时代”。开启“读图时代”的很可能非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系列出版物(1996年开始)莫属。起初的《老相册》、《知青老照片》、《老房子》等还有人说是“跟风”之作。如今，类似的书已经被自然地接受了。从市场的检验来看，“图文书”大多更受读者青睐，或许这是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已难以静下心来捧读一本纯文字书了。而有的“图文书”配图完全不着边际，徒增读者购书成本而已。
周国平的两种遭遇周国平一贯强调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是统一的，都是灌注了自己生命体验的结晶。现实状况是，他在哲学界的不被承认和他在哲学界外获得广泛的声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周国平最广为流传的著作是1996年出版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年出版的两个版本累计印数达9万5千册，据1998年初《中国图书商报》的报道，盗版数至少在20万册以上，2000年的插图珍藏版也在不断重印之中。周国平最新推出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也引发了购阅热潮，其中对个人生活和心迹的披露以及对某些人事的负面描述，都颇值得注意或者引起了争议。
民族主义浮出水面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两位年轻作者张藏藏、宋强明确地以民族主义者自命，他们自认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没有谩骂，没有简单粗暴地喊口号，只是本着爱国情怀进行理性判断和感情梳理。发展中国家面临实现现代化与捍卫民族利益的双重要求，这种内在的紧张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社会政治选择，成为现代化的一种并非暂时的伴生现象，在此背景下，张、宋两位作者标榜的姿态是有其特殊意味的，这也是这本书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的原因。
“浪漫骑士”一骑绝尘1997年4月11日，作家王小波英年早逝，使这位以自由主义思想写作杂感的作家身上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其小说“时代三部曲”、杂感集《沉默的大多数》等为他赢得了极大的“身后名”，有人竟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自称，这在当代作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与社会学家李银河纯真浪漫的爱情生活也为人们传诵，2004年王小波、李银河的情书以《爱你就像爱生命》为名出版。
倾听村落里人性的呼吸《蒙塔尤：1294 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97)是对中世纪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社会生活的全面细致的描写，是微观史、心态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作者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视野、材料小心地缝合在一起，织成了一块色彩斑斓、情趣盎然的锦缎。原来历史可以这样来研究。此书或可重塑学者们对于历史学的认知。
斯蒂格利茨带来《经济学》旋风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无论是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教科书《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入门导引，“最精彩的地方，是说明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说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该书从青年学生和普通老百姓熟悉的事情讲起，文字深入浅出，内容博大精深，极具吸引力。1997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原著第一版，3年内又很快翻译出版了原著第二版。斯氏深谙市场规则，特意在第二版的中文版加进了有关中国的一章。前后两版均引起了阅读的一阵旋风。以教科书译本的形式来使更多的人了解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斯蒂格利茨堪称最佳代表。
黄仁宇与吴思—史学圈外的史学阅读1997年三联书店开始出版“黄仁宇作品系列”，2001年其回忆录《黄河青山》翻译出版。黄氏以《万历十五年》一书流传最广，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盛行不衰，此书写法、文风及背后蕴涵的历史观学界都有广泛的讨论。吴思的《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2003)等著作与黄仁宇的作品一样的是，作品中糅合了作者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体会，在表述中考虑了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专业史学作品往往“足不出圈”，从业者颇为抱怨读者冷落了自己，黄仁宇和吴思的例子有力地告诉我们，“不是我不喜欢史学，是有些著述使我不喜欢史学”。
青春无忌1998年，25岁的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余杰出版《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一书。此书一出，余杰立刻暴得大名，此后在媒体上频频露脸，书也一本接着一本地出产。成为一时的焦点人物之后，自然也成为文化界争议批评的靶子之一。
严肃书评的轰动效应1998年《历史研究》第1期刊登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曹树基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尖锐地批评了杨著错误过多，漠视他人学术成果等问题，认为这项研究“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也不恰当。此文是近年来提倡学术规范、严肃书评活动的重要作品，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一篇书评能有轰动效应，其实恰反映了此前敢说真话的严肃书评、批评性书评实在是太缺乏了。
永远的“家书”1998年《傅雷家书》出了第5版，字数由22万字增加到27万字，此前的一次是由15万字增加到22万字。自从1981年此书初版以来，累计印数已逾百万册。书中包含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殷之情，谈艺术，谈人生，可以听到在别的场合不易听到的深切感受。同时，此书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一位知识分子特具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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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阅读方兴未艾1998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开始出版，到2004年已有50多种。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科学文化出版热中，“哲人石”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前有名气甚大的“第一推动丛书”、“科学大师佳作系列”等，此后则有“新视野丛书”、“盗火者译丛”等。这些书超越了传统的科普，展现了科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和重要思想资源的魅力。在知识为基础的高科技社会里，如何看待科学至关重要；而当科学只为少数人所拥有，民主就成了没有意义的空话—科学文化图书的出版和阅读，意义都可以提到这一层面来理解。
阅读“老大学”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引发的出版和阅读热潮，在90年代的大学校庆里面是首屈一指的。只有2001年清华90年校庆约略可以比肩。据估计，北大校庆出版的书籍总数有50种左右，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等。该书以扎实的现代学术与教育关联史研究见长。
语文教育问题讨论—“厚积厚发”中学语文教材的泛道德化、泛政治化，过于强调语言点的烦琐分析，轻视课文的人文性和欣赏性，久已引起人们的不满。1997年11月开始在包括语文教育界在内的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1998年达到高潮，所刊发的文章数量甚多，难以准确统计。《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全国大报开辟专栏展开讨论。2000年著名作家王蒙、刘心武亲自“掌勺”，做成《课外语文》这道“名菜”，钱理群等领衔的《新语文读本》也受到好评。今天中学语文教材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但是围绕语文教学、高考作文命题的讨论仍余波荡漾。
葛兆光提出思想史新理念1998年葛兆光出版《中国思想史》第1卷，3年后出版第2卷。葛氏以一人之力，撰写贯通古今的思想通史，其学识储备和勇气值得佩服。此书最惹人注意的是，极大的扩展了思想史的文献范围，提出了把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作为思想史处理对象的理念。
钱能通“读”？10年间商业运作介入图书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98年12月北京中关村的科利华软件公司斥巨资推广《学习的革命》一书了。虽说科利华投资1亿元、100天内销售1000万册的宏伟目标不曾实现，但是41天发行287万册的业绩还是向人们显示了商业化时代金钱对人们的购买、阅读行为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力。
翻译质量问题积重难返1999年2月10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倪乐雄的《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对吉登斯《民族 国家与暴力》(1998)一书的译名错误进行尖锐的批评，由此引发对翻译质量、大学教育中忽视基础学科、教师评职称的数量要求等当前重要问题的思考。与此文所发掘的“根源”相类似的言论在近些年早已成筐成堆，现状似乎还照旧。作者所揭示的“枝叶”即译名问题，随着一句口头禅—孟子变成“门修斯”—反倒让谁都记住了。
文学刊物转向“大文学”1999年，一些文学期刊在经历了前几年的不景气之后，纷纷放弃了纯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四大件”追求，转向“大文学”寻求更大的市场份额。《小说家》将文学史学和文化史学作为关注焦点，《黄河》以思想文化作为核心，《芙蓉》将艺术与出版推到了显著的位置，《青年文学》新设的“话语空间”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思想天地。
影视与文学“恋爱”了1990年代之后，文学日益失去了其号召力，很少有一部作品再像1980年代那样被各个阶层的人们竞相传阅、评说，但改编成影视的作品属于例外。影视使原作插上了影像的翅膀，飞得更远，也使作家的名气扩展到了大众之中。海岩也许是这个时代在观众/读者(尤其是女性)里面最成功的作家，从早期的《便衣警察》到近年的《永不瞑目》、《玉观音》等都火得一塌糊涂。到后来，已经不是影视为海岩增加声名，而是海岩这个名字成为了收视率的保证。这几年很出名的例子还有二月河《雍正皇帝》(1994)之于《雍正王朝》、石钟山《父亲进城》系列(1998)之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刘震云的《手机》(2003)之于冯小刚的《手机》。读者/观众或者取其一，或者二者兼取，闲谈时偶尔也乐于比较比较短长。
与网络文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