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道宽，教授，男，１９４２年１月1３日生，四川洪雅人，研究生，政府津贴专家，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语言文化翻译研究所所长。社会兼职：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等。研究方向：美国学、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传播学。翻译方向：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

　　《中国图书商报》诞辰十周年，记者谢迪南小姐希望我就10年来阅读方式的演变写一点感想和评论。谁都知道，眼花缭乱的数字技术和新媒介迅速改变着人们认识世界、体悟世界和学习工作的习惯，时刻冲击着个人的心理和社会的心理。为了适应新时代和新媒介的需要，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在激烈的民族竞争中富国强民，我们必须要认识和引导读者的阅读方式。

　　囿于书斋型的生活与工作，我对新闻出版的动态和读书习惯的变迁缺乏宏观的总体把握，只能够用一管之见就自己读书、研究和写作中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做一点简单的回顾。

　　有人对十年来阅读方式的改变做了如下概括：从书斋阅读走向马桶阅读，从文字阅读走向视觉阅读，从纸媒阅读走向网络阅读，从知识阅读走向娱乐阅读。窃以为这样的划分失之过简，其实社会、读者、媒介和阅读目的都是分层的。各个层次和类别的读者既有一些相同的阅读习惯，也有非常不同甚至绝然对立的阅读方式。

　　这篇文章切入的角度，也许有别于大多数网络作者的议论，拟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以期引起更加深入的讨论。本文从7个方面展开：（1）导语，（2）电视功过（3）数字时代的阅读趋势（4）手机阅读（5）读者的分化与阅读目的的分化（6）纸媒书不会消亡（7）经典作家如是说。

　　一、导语

　　计算机的发展似乎是要突破摩尔定律，网络的发展超乎想象。2004年12月２５日，全球规模最大的下一代互联网在中国开通啦！专家说，在人类进化史上，这是“钻木取火”以来的最大进步，并且说，人人家里的每一个电器都将有一个IP地址，人的一切生活和工作都将要实现智能化。有一个很好的比方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个互联网的革命：每一粒沙子都会有一个IP地址。

　　在短暂的50年里，电子革命接踵而至：微电子革命、PC机革命、互联网革命、手机革命……一个相当于物质世界的电子世界、赛博空间进入了计算机族的生活。

　　2.5亿人的计算机族和9000万人的手机族每天徜徉、出入于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之中。对读书的电子人而言，“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一机在手，一网打尽”的种种梦想已然成为现实。

　　任何媒介都是双刃剑，既嘉惠于人，又可能造成伤害。自古以来，先知先觉者既欢呼技术进步，又对物役人的可能后果忧心忡忡。核弹、电视、计算机和网络的问世都曾经使一些人惊呼世纪末日的来临。

　　多数人倒是清醒的，世纪末日不会降临，然而数字技术却在迅速消融一些人的读书情结。1999年、2001年和2004年国内的3次大规模的读书调查显示，人们的阅读兴趣和目的发生令人遗憾的负面迁移：读书热点从世界名著转向实用书再转向娱乐书。追求知识丰富、精神修养、人格完美的阅读兴趣大不如前了。

　　为了抗衡数字技术和新媒介的负面影响，人们大声呼唤着绿色家园，呼唤绿色家园里的绿色电视、绿色计算机、绿色手机、绿色网吧、绿色网络。政府承担了制定法律法规的义务、开发商自觉启用绿色软件、家长注意呵护青少年的成长、学校创见绿色的校园文化。

　　世界人民心同此理。多少年来，民众和学者一直围绕健康文明的电子文化和数字文化而切磋、争论和努力。对于任何技术和媒介，我们都要用其利、避其害。在以下几节里，我将重点介绍西方学者的媒介理论和争论焦点，重点的重点放在3个人身上。这是国人已经比较了解或刚刚开始了解的3个人：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又译波兹曼）和保罗?莱文森。　　 　　

　　二、电视功过

　　“谋害”阅读兴趣的罪魁祸首之一无疑是电视。美国儿童每周看几十个小时的电视，加上倾向尊重儿童“放野马”的教育传统，他们还剩下多少时间读书？虽然中国儿童看电视的时间少一些，但是大多数家长还是感到电视对孩子成长的威胁。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电视的批判一浪接一浪，突出的批评家有刘易斯?芒福德、尼尔?波斯曼、玛丽?韦因和赫布?希勒。前两人是媒介生态学的创始人和旗手，国内已经开始介绍他们的思想和著作。民间也出现一浪高一浪抵制电视的运动，主张少看电视、定时停机、无电视周、限制儿童看电视、安装电视锁的呼声此起彼伏。

　　学者们对电子媒介的抨击的火力集中在电视上。1977年，玛丽?温发表控诉电视的文章《插头接上的毒品》，斥责电视罪大恶极。1978年，杰里?曼德尔著书回顾职业生涯，忏悔任广告公司主管时用电视毒害公众，他的书名干脆就叫《取缔电视的四大理由》。1992年，波斯曼的专著《技术垄断》抨击电视，认为它损害文化素养、公民素质甚至是文明。1984年，波斯曼的《娱乐至死》对电视做讨进一步的挞伐。

　　但是，针锋相对的学者也有。莱文森与恩师波斯曼的已经相左。早在1980年，就撰文为电视辩护。《看电视的好处》认为，电视不要求人投入很大的注意力，你可以开着电视一心多用，你可以把电视当作催眠曲，所以它可能有利于人的健康。这篇文章批评波斯曼等人的消极观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对电视的各种荒唐批评。2004年，他在新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的“文献述要”里，再次对以上几位学者提出中肯的批评。

　　尼尔?波兹曼对技术的影响持悲观态度。《娱乐至死》的封面设计颇能说明他的立场。图片中一家四口人父母儿女他们坐沙发上，面对电视机，可四个人都没有脑袋。这是他令人震撼的控告：电视把人的脑子掏空了，人人都成了傻瓜。他批评人们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心甘情愿成为娱乐至死的一个物种。

　　莱文森也看到电视的娱乐性质，然而他不否认电视的教育意义。他本人就善于理由电视发表时评，宣扬学术，已经上百次在电视上露面。他认为，广播、电视和网络把人间变成不同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是儿童的村落，电视地球村是窥视者的村落，网络空间地球村是参与者的地球村。三个地球村兼有教育和娱乐的功能，但娱乐功能逐渐强化。三种电子媒介都是双刃剑，如何利用其教育和娱乐功能，全靠使用者的态度和策略。

　　莱文森的技术乐观主义是否正确，说到底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试金石来检验：任何新媒介、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利大于弊。无论我们怎样谴责电视庸俗，它有史以来最为完的声像同步传播，开阔了最大多数人的眼界。以我自己为例。因为我工作繁忙，有人问我看不看电视，我俏皮地回答说：不看电视是傻瓜，看多了也是傻瓜。这句话也适用于各种年龄段、各各行业各个阶层的人，尤其适用于儿童。适当的少儿节目有利于儿童学会做人、增加见识、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滋养头脑。然而一旦节制失度，儿童就会成为没有脑袋的低能儿。

　　三、数字时代的阅读趋势：网络阅读、图文阅读、动漫阅读、娱乐阅读

　　网络阅读既是数字时代的必然趋势，又是文化“快餐化”的必然结果。

　　网络阅读日占主流，许多读书人已经养成网络阅读的习惯，感到如鱼得水。有一个大学生的调查显示，95.3%的人经常上网，上网的目的依次是：增长见识、收发邮件、网友聊天、游戏娱乐、寻求刺激、阅读故事、熟悉计算机、毫无目的(占5.7%、求职应聘。上网的人数猛增，人数直逼2.5亿，网民增长的比例大大超过了自然人口的增长率。又一个关于纸媒书的调查显示，2003年，中国只有51.7%的识字国民阅读纸媒书，这一比例比5年前下降了8.7个百分点。

　　还有一个调查显示，过去5年里，中国人纸媒书的阅读量出现下降。一是因为生活节奏加快，读书时间相对减少﹔二是网上阅读增加﹔三是很多注重娱乐和健身，忽略阅读养心。很多读者满足于“浅阅读”，“快餐化”、“动漫化”、“图解化”似乎有点势不可挡。

　　网络阅读未必就好，好与不好，全看其阅读和娱乐行为是否有利于身心健全。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青少年上网聊天、游戏、娱乐、寻求刺激的情况则更为严重，社会各界要连手防患于未然，不要让青少年虚度花样年华，不要让他们成为庸俗文化的受害者。绿色网络的假设迫在眉睫，健康的网络行为急待培养。

　　“娱乐阅读”、“读图时代”不值得欢呼，更不能够讴歌为时代进步，没有深度的阅读会使人心智枯竭、心灵生锈。正面的引导当然要使人学会分辨不同目的、功能和层次的阅读：浏览、专题、研究、拓展、创造，步步前进，在充实的生活中逐渐向网络阅读和纸媒阅读的深度进军。

　　图片更直观、更形象、更通俗，读起来也省时，但是文字是高度凝练抽象的，它需要左脑和全脑的积极调动，文字处理复杂的信息，图片处理只浅表的信息，主要是调动右脑，只需要做简单的粗加工。我们不能图片遮蔽文字，游戏取代阅读、娱乐替代思考。

　　图文阅读和动漫阅读曾经在普及百科知识和经典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然而它们只能够给文本阅读起辅助的作用，无限拔高图文和动漫是骗人的伎俩和赚钱的花招。我们不能够在培养网络人和动漫人的同时又造就一代文字阅读的文盲。

　　有人非常生动地形容非网络阅读和网络阅读的区别：前者的特征是“推”，传播者主动、读者被动﹔后者的特征是“拉”，传播者被动、读者主动。上网冲浪时，你拉开一扇有一扇的大门，打开一个又一个的别外洞天。网上阅读风光无线，既可能是宝库，也可能是“毒品”，全看网管、网民、开发商和政府怎么用、怎么管。

　　笔者是网络阅读的受惠者。3年前，我订阅十来种报纸，5种期刊。报纸有日报、晚报、都市报各一种，周报三种、读书报两种、时评报一种、健康报一种，邮递员嫌我的报箱太小，常常塞不进当天所有的报纸。那时，我每天晚上一边听电视一边看报纸，往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翻完当天的报纸。后来，随着各报电子版的完善，我上网浏览的时间增多，在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读报。所以，我今年只订阅了一份晚报，明年是否有必要再订阅纸媒报刊，就很难说了。3年前，我订阅5种杂志，今明两年只保留《读书》和《文史知识》，订阅了20年的《新华文摘》也没有必要再订了。

　　笔者现在每天用计算机十来个小时。一旦死机、停电、遭遇病毒，生活就被完全打乱。只要在家，计算机就须臾不离，我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网络人，研究、写作、翻译都倚靠计算机和网络。当然，除了网络资源以外，纸媒书还是少不了的。首先是因为网络很难得提供最新的整本书，深度阅读必须要要纸媒书。网上和网下的广泛涉猎，才能够厚积薄发﹔要平常积累，才能够滔滔不绝、下笔生花。我写这篇文章，就参考了十余种纸媒书。

　　每当新生进校，我就告诉他们，现在做学问真是太幸福了。90％以上的文献检索、资料加工都有人代劳，海量的信息就在你的指尖上。只轻轻敲敲键盘，你需要的资源就源源不断向你涌来。我告诉学生，即使节衣缩食、借贷典当，也要配好计算机，也要每天用计算机。网络阅读多幸福啊！省钱、省时间、省精力。只要用上半年，就熟能生巧，在网络上冲浪，在大海里捞针，有的是向导﹔哪怕面对几迷宫一样的千头万绪的信息，你也有办法不迷失方向。熟练的网络人能够凭直觉鉴别、凭经验决断：哪些网站好，哪些条目新，哪些最有用，那些是糟粕，他不会在毫不相关的信息里“淹死”。

　　有人说得好：网络创造了一种与传统叙述方式相对的无始无终的写作形式，电子文化的交流方式不是一条不断的思绪，而是一个网络，你可以凭着兴趣随意跳跃。网络就是一部浩瀚的超文本书，你可以一直一页又一页的翻阅、跳跃。网络是一场书写革命，每次阅读都是一次创新。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是超越印刷文本的更高层次的超级媒介。

　　网络是神奇的革命，网络阅读嘉惠于人，但是它决不会也不应该取代传统阅读。

　　四、手机阅读　　

　　 一个崭新时尚扑面而来：手机阅读。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认为，手机短信是一种新媒介，值得关注。近日的一条惊人消息强有力地印证他的判断：一部名为《城外》的手机小说，区区4200字，版权居然卖出了18万元的天价，平均一个字超过42元！手机短信一年数十亿，收发手机短信已经成为几亿手机族的日常生活，手机阅读已经成为重要的阅读时尚。　　

　　 莱文森估计，“从世界范围来看，2006年的估计数字是：手机短信及其改进文本将要占到年轻人手机费用的 85 ％，实际上的口头交谈将要退居第二位。” （《手机：挡不住的呼唤》110页）这是为什么？除了不打扰人、省钱之外的长处之外，人们为什么特别青睐手机短信？

　　莱文森做出了比较令人满意的回答。他说：“手机短信终于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了竞争……在这种新型的、手机的语境下，文本无声、精确和耐久的优势，终于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勇气。” （《手机》110页）” 　　

　　 “只要手机在握，任何人都立即成为一个实时、远程、互动的通讯系统。”（《手机》中文版序）手机是超越计算机和网络的革命，它把我们送回大自然，使我们恢复同时说话和走路的天性﹔把我们从书桌、计算机和室内解放出来，进入气象万千的物质世界。于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室外、用在户外，对喜欢新鲜空气、阳光和雪花的人，显然有许多好处。我们不但可以在手机上通话、互致短信、查找信息，我们还可以通过无线上网而进入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世界。有趣的是，这些户外媒介反过来又改善我们室内、户内的生活。　　

　　 因特网加上手机之后，我们不但能够获取海量信息，不但能够随时随地与任何人交谈，而且有了回归文字满足。有了手机之后，我们就不再二者必选其一：说话和书写、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那真是鱼和熊掌两者皆得了。　　

　　 五、读者的分化与阅读目的的分化　　

　　 新闻传播业研究受众已经快一个世纪了。受众分化的相关系数是与媒介的性质、媒体经营的目的和目标市场的范围。受众的生理和社会属性自然要产生职业、社会文化身份、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兴趣的分化。媒体有分化，书籍有分化，读者的兴趣有分化，读书目的、范围、方式、方法必然要分化。　　

　　 有些阅读目的是各种读者群共同的，一切社会人都要搜寻信息、追求娱乐，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凡是网民都以浏览为主要手段，浅阅读是人人必经的初始阶段，深浅的分化是以后阶段才发生的，深度阅读是专业人士、专题研究的需要，日常工作、一般读者哪里用得着？

　　上文提到十年来阅读方式的一些变化趋势：从书斋阅读走向马桶阅读，从文字阅读走向视觉阅读，从纸媒阅读走向网络阅读，从知识阅读走向娱乐阅读。如果从社会的宏观变化看，大致可以说，这些走势仅仅是现象。媒体人和出版界之所以关心这些变化，那是网络生存发展的需要﹔家长和老师之所以关心，那是为了孩子的成长。惊呼这样的变化大可不必。新媒介的问世、生活节奏的加快、休闲社会的诞生必然会影响人们的阅读方式和目的。就个体这个层次而言，以上4种阅读方式未必明显地表现在每个人身上。就群体这个层次而言，新新人类倒是值得引导和关注，我们不能够然他们成为空心人﹔中小学生要养成多种而良好的阅读习惯﹔大学生不能停留在浅阅读﹔专业人士要平衡专业研究的深度阅读和身心放松的休闲阅读。　　

　　“从20世纪和21世纪的情况来看，听收音机、看电视、用计算机需要电能和专门的设备，印刷机的产品却极其慷慨，慷慨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只需要光线，对世界别无所求。” （《手机：挡不住的呼唤》译者序18页）　　

　　 纸媒书正在迅速退出搜索、查询、新闻和“浅阅读”的领域。那不要紧，“浅阅读”群体多为“知道分子”。深度阅读还是少不了报刊杂志和纸媒书的。　　

　　 六、纸媒书不会消亡　　

　　 微软说：要在20年内结束纸媒书的时代。我想未必。不错，非纸媒介汹涌澎湃，但总有人不为所动，他们不会放弃纸媒书。诚然，一部“电子书”的容量相当于几十本纸媒书，就可以读上几个月。但是，读电子书有那摩挲纸张的乐趣和美感吗？

　　印刷文本依然是网络内容的活力源泉。并非人人都喜欢虚拟的赛博空间，多数人还是需要在日光下、在海滨、在花园里手捧纸媒书读书的感觉，他们需要在床头与纸媒书同枕安眠，屏幕上读书伤眼力啊。　　

　　 即使在遥远的将来，一切都实现数字化、都可以进入虚空间之后，人这个物种还是要生存并活跃在物质世界中。镜中花、水中月再好还是不及可以摩挲拥抱的物质实体呀。总之，纸媒书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为什么呢？　　

　　莱文森的几本书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说：“书籍尤其是平装本版的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流动，而且不需要准备就可以得到信息。然而当前的任何电子通讯设备都没有这样的流动性。连手机也需要电池，我们发现手机电池快要耗尽时，都深知电池的重要性。”（《真实空间》英文版51页）　　　

　　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说：“《真实空间》开篇就批判赛博空间，主张在真实空间中遨游。我们的血肉之躯和科学都需要大量的面对面交流：手拉手在海滩漫步，亲临现场去体会陌生的环境……”他又说：“我们有一个强烈的生物学需求，渴望我们的肉体在真实空间中运动，而不是在赛博空间中运动﹔我们要满足人类的这个要求。本书阐明，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等待我们的将是危险的命运。” （《真实空间》英文版2－3页）他还说，信息不足以满足人的要求：“人不能只靠信息生存——实际上，掌握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越想要去触摸、掌握、品尝、漫步，就越想身临其境地到信息显示的环境里去徜徉。说到底，形象和景色不可能让人满足，表征的东西不足以令人满意。生活是一种充分参与的游戏，我们渴望在现实之中得到报偿。”（《真实空间》英文版4页）　　　

　　而且，纸媒书比计算机上的一切东西都更加可靠。白纸黑字的东西不会“战栗在消失的边缘”呀。　　

　　七．经典作家如是说　　

　　 三代北美媒介理论家中的代表人物麦克卢汉（1911－1980）、波斯曼（亦译波兹曼，1931－2003）和莱文森（1947－），国内读者都已经有所了解。他们的著作已经陆续译为中文。他们对纸媒和非纸媒、电子和非电子、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论述，给我们研究阅读方式的走向提供了比较好的视角，值得专辟一节，特在此进行梳理，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三人的师承关系非常有趣。波斯曼和莱文森并非麦克卢汉的学生，但两人都自认是麦氏的私淑弟子。莱文森是波斯曼的学生，但他继承和扬弃的主要是麦克卢汉的学说。三位学者一条线，有传承，却有偏离，亦有“反叛”，更有超越。波斯曼偏离麦克卢汉，莱文森“反叛” 波斯曼和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开创了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成为20世纪最副盛名、最具原创性却又最有争议的大家。对他的评价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议：拥护者称之为先师圣贤，反对者说他胡说八道。虽然这师徒三人差别很大，却也形成一条线，聚焦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十分关注媒介对人类的影响，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　　

　　麦克卢汉1964年提出“媒介即信息”，令人震撼，批评者说他夸大媒介的作用，视人为被动的受体。他认为，媒介的形式本身改写人类的历史，无论其承载的内容是什么。他认为，在宏观的社会层次上媒介对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是微观的个人层次上，媒介对个人的感知影响深刻。数字时代来临之前，许多批评家误读麦克卢汉，给他戴上一顶沉重的帽子：“媒介决定论”。20世纪90年代创刊的《在线》杂志，在刊头上讴歌他是数字时代的先师和圣贤，把“媒介决定论”的棍子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首创“媒介生态学”专业和博士点，成为该学科的领军人物。他从消极的意义上继承了“媒介决定论”，对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向悲观的方向偏离，成为“媒介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几本着作对电视等大众传媒提出严厉的控诉，要者有：《技术垄断》（1978）、《童年的消逝》（1982）、《娱乐至死》（1984）。后两本业已引进，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清华大学的学者已经发表了研究这个学派的论文。　　

　　 波斯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理论传统。1964年，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里说，“媒介即信息”﹔21年后，波斯曼在《娱乐至死》里提出“媒介即隐喻”的命题。他认为，媒介用隐蔽而强大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1979年，莱文森在博士的论文《人类历程回顾》中吹响了“媒介乐观主义”的号角，他首创“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的媒介演化理论。他张扬万物为我所用、万物体现理性的“人类沙文主义”和“蛋白质沙文主义”。他从积极方面继承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批评了波斯曼的媒介悲观主义。　　

　　他认为，到了数字时代，媒介的活力正在转换成为人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人类业已得到增强和提升的控制能力。他在《数字麦克卢汉》里面说：“人是积极驾御媒介的主人。不是在媒介中被发送出去，而是在发号施令，创造媒介的内容。对别人已经创造出的内容，人们拥有空前的自主选择能力。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的理论。”（译者序7页）接着他又说：“我在探讨媒介演化时，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理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媒介演化的总体情况……从这个观点来看问题，整个的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是补救措施。因此，因特网可以看成是补救性媒介的补救性媒介，因为它是对报纸、书籍、电台和电话等等媒介的改进。（译者序4－5页）　　

　　 他批评曼德尔、波斯曼等人对电视的鞭笞。他对老师的批评有时不便明说，却也耐人寻味。　　 　　1999年，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里对波斯曼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波斯曼不仅教我如何上课，而且使我洞悉麦克卢汉，洞悉麦氏对世界的影响。他不仅给我引路，而且把麦克卢汉本人介绍给我。此事对后来写这本书意义重大，容我下面细说。波斯曼是颇有影响的媒介理论家。虽然有时我不敢苟同他对媒介的过分悲观的批评，”（“谢辞”2页）　　

　　 2004年，莱文森把《手机》献给恩师。谢辞是这样的：“谨以此书献给尼尔?波斯曼，他教我学会如何教书”。这段谢辞巧妙地回避了对恩师学术地位的评价。可是在该书的文献里，他实在是不吐不快，所以他说：“在指控电视损害文化素养方面，他显然是错了﹔此外，他还把计算机拽进来批了一通。手机和计算机上的文本驳斥了他的批评。”不过，谦虚的弟子还是赶紧补上一句话：“请容我做一点全面的介绍：波斯曼是我的博士导师，20世纪70年代晚期，我在纽约大学受业于他的门下。当时，我尝试纠正他对电子媒介的看法，徒劳一场。”
　　 有人说，莱文森摒弃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硬”决定论，而代之以“软”决定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指出：“有些媒介学家认为信息系统对社会具有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他们称这种关系为硬媒介决定论。这种关于抽象语言和人类的关系的观点有些极端﹔很难找到一些事实来说明信息技术和它们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理智地讲，媒介很少产生绝对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果。相反，它们提供事件产生的可能性，事件的状态和影响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结果。媒介学家称这种关系为软媒介决定论。”（《软边缘》3页）莱文森超越了麦克卢汉和波斯曼，他用媒介乐观主义、人类沙文主义、蛋白质沙文主义、人性化趋势理论和和补救性媒介理论，树起后麦克卢汉的大旗。他决不会鞭笞任何一种新媒介。他认为，一切媒介的缺点都是可以补救的﹔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美。他见新人无穷无尽的主观能动性：人既然发明了媒介，就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

　　尽管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风格迥异，然而三个人还是一脉相承的。我熟悉他们的著作，但我偏好莱文森，所以译介他的大部分专著，正在为人民大学出版社完成“莱文森研究书系”。即将推出的《真实空间》和《莱文森精粹》问世之后，他的主要媒介理论著作就悉数走进中国读者了。看来，他的影响正在中国迅速上升。　　

　　 50年前，麦克卢汉就说：电子时代的人是“信息采集人”。50年后，莱文森说：我们是“电子冲浪人”。但是他又说，人类更喜欢诗意地方生活在物质世界和真实空间里，他为此而写下专著《真实空间》。现在看来，新媒介对阅读的冲击只能够逞一时之威，人类总是要追求最完美的生活和身心的健全。心智的健全怎么能够离开大量的阅读呢？　

　　文 献:

　　1． 波斯曼，波斯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章艳译，2004。

　　2． 波斯曼，《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章艳译，2004。

　　3． 莱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5． 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 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何道宽译，2004。

　　7． 莱文森，《真实空间：飞天梦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何道宽译，2006。

　　8． 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