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权威视点】
1、习近平：上海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2、首都圈、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首都圈、城镇化与经济持续发展
3、胡春华：推动广东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
4、蒋平：走出去是重庆民营企业转型的重大机遇
【金融纵横】
1、中国货币进入全面宽松周期
2、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国金融
3、遇见互联网 投行会否边缘化？
【比较借鉴】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立经验及对上海自贸区的启示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探析
3、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4、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权威视点】
1、习近平：上海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新华社 2015-03-0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上海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凝心聚力，奋发有为，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为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代表团讨论气氛活跃、发言热烈。杨雄、张兆安、应勇、陈旭、贾伟平、王战、刘卫国、朱雪芹等8位代表分别就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深入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推进司法改革、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创新社会治理、从严管理干部等问题发表意见。习近平边听边记，不时插话，同代表们深入讨论。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作了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一年来上海在探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从严治党等方面锐意探索所取得的新成就，殷切希望上海的同志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努力取 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大成绩。
习近平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重大改革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披坚执锐、攻坚克难，加强整体谋划、系统创新。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试验区辐射带动作用，着眼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 资规则，使制度创新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增强服务我国经济发展、配置全球金融资源能力。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 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加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集聚一批 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
习近平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在谈到从严治党时，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习近平肯定 上海市委针对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规范的意见，要求上海在试点中按照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规定稳妥实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2、首都圈、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首都圈、城镇化与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研究》 2015-03-13
为推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承担的教育部“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核心一级项目“首都经济圈与河北发展”的高水平研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不断关注实现“中国梦”中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2014年7月26—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河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首都圈、城镇化与经济持续发展”研讨会在河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数十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主要围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问题、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和讨论。会议邀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作为主旨演讲嘉宾，与会代表聆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教授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与增长动 力”宏观分析报告、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李国平院长的“中国首都圈空间划分及其规划研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规划室黄征学副主任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改革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殿廷教授的“习李新政下区域经济研究热点—— 兼论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大树教授的“中国城镇化：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主题研究报告。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与增长动力在我国开始进入改革求进，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强调质量的新常态、新征程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教授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与增长动力”的宏观分析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一判断不仅被2014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所印证，而且不断探寻这种新常态的客观规律，解决经济实践中的突出矛盾，是保持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一是保持合理的经济运行区间；二是政府实行结构性的定向调控，既体现需求管理措施同时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包括定向降准、加快某些部门的财政支出、加大铁路基建投资等。这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是区间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区间调控的深化。同时也吸收供给管理的一些措施，努力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服务供给，并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和定向降准等措施，解决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三是经济活动将力求遵循两个客观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活动已经从原来主要追求增长的高速度转向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追求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增长。同时遵循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客观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而经济新常态的增长动力是改革创新，在不断完善国家短期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的同时，应当把改革创新的具体方案和措施加以落实和深化，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第一是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继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行政审批，为企业松绑，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规范政府的权力清单，探索建立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完善为企业服务的一张网，给市场以稳定预期，更好激发企业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第二是努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继续扩大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的同时，试点编制“资产负债表”和探索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制度两项基础性工作。在税制改革方面，“营改增”即将向最难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拓展，按要求将于2015年完成；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努力在事权与支出责任方面达成共识。第三是加快改革和完善投融资体制。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加强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等重大工程建设，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服务供给等。第四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
二、强化首都圈的功能定位，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自2014年2月习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第三增长极”发展过程中，如何打破长期存在的不和不做，各自为战的困局，加快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引起本次会议专家和代表的热议。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教授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要建立在对首都圈的空间划分及其合理规划上，根据距离原则、引力原则和服务原则，通过分成核心圈、紧密圈、合作圈等来密切京津冀的合作与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措施上强调：一是通过推动一体化规划，严格空间管制，加快一体化交通网络建设，加强资源、能源合作开发，全面推进区域生态协作以及推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加快推进北京市与周边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二是加快推进北京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即扩大北京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其临空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以及对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带动提升。三是加快推进北京市与首都圈地区的机制协调，即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市场开发机制、要素流动机制、政策协调机制、创新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完善运行保障机制，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和各方利益的公平分享。北京师范大学吴殿廷教授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应该从基础设施建设共建共享做起，比如在交通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水利设施、环保设施方面实现共建共享；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大气环境联防联治等。并且从水资源统一调配、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利用平衡、行政成本和区域发展等角度分析，建议京津冀应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和基本制度设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应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罗芳、郭雨蕾认为，北京金融集聚态势明显，其金融集聚也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北京金融集聚对天津经济增长的辐射作用要强于对河北其它城市的辐射作用；北京对邻近的地区如廊坊、保定、唐山、天津有较大的辐射效应，对于离北京较远如邯郸、秦皇岛等地区不具有辐射效应，北京辐射影响区域并不能涵盖整个首都经济圈，因此北京需要加大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目前首都经济圈区域以北京为前台、以天津为后台的金融辐射格局基本形成，京津冀应明确定位，进一步加大金融建设力度，扩大金融辐射范围，充分发挥金融辐射功能，以此来带动首都经济圈地区经济发展。北京科学研究院贾品荣副研究员强调北京应着力发展民生科技、把握创新成果的扩散规律，加速推进京津冀科技交流合作，把握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规律；进一步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把握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规律；加快创建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政策体系环境，把握科技投入绩效的“非对称微笑曲线”规律；加强知识创新体系建设，把握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规律；深化“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把握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的激励规律；加强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战略，把握科技创新取决于人才聚集的规律，进一步引进和集聚高端的创新创业人才。天津市信息中心的赵滨元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各区域集群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首都经济圈发展应以联动辐射、协同发展为主导模式，将政府推动、市场主导、企业参与相结合，坚持分工协作、功能互补、错 位发展，加快推动集约型、创新型发展，统筹建立复合型、多元化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同时依托北京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优势和分工定位，加大京津冀科技合作力度，从政府层面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充分发挥投资、消费、政府采购等经济政策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实 现京津冀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王岩认为，北京区域内的不协调发展影响了作为首都圈增长极核作用的发挥，给京津冀都市圈建设造成了阻碍，不能单纯以北京作为首都圈增长极核来考虑首都圈建设。北京 交通大学的李颖雪认为，河北省的经济与产业发展与京津差距悬殊，导致河北的公共服务环境、科技环境以及工资待遇等无法满足培养、留住以及吸引人才的需求。解决这些问题要从产业发展以及人才政策体制两方面入手，在产业发展上，京津冀三地应加强统筹协调，河北 应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比较优势，加快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在人才政策体制上，河北应内外力结合使用，一方面使京津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能让河北分享，另一方面河北要通过发展经济完善自身公共服务体系。另外，国际上关于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律及发展经验是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主要问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的刘可心、刘秋实、李扬、李敏认为，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进一步将都市圈推入了国际化舞台，建立城市经济竞争力已由以往依赖于本地企业的实力和投资转变为依赖于对更广泛区域经济网络的控制力。而从我国发展情况来看，目前“长三角”、“珠三角”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首都经济圈正在规划建设之中。通过对东京和大巴黎都市圈发展经验的系统论证分析，认为我国首都经济圈的发展应有明确的都市圈功能定位，有合理且具体的规划指导思想；而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是都市圈发展的基石；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都市圈城镇体系，核心城市与周围城市要形成区域分工与协作机制，鼓励都市圈内核心城市技术创新研发活动等。
三、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梦”就是实现现代化之梦，而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进程，特别是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是我国今后时期的主要任务。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然涉及土地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黄征学认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将“人的城镇化”作为主线贯穿始终；在这条主线或者说“明线”之下，还有一条“暗线”，就是人地关系，其目标是实现“人地和谐”，包括人口与土地在规模、布局、时序、城乡的科学合理配置，以及如何盘活农村土地存量资产等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涉及的“人、地、钱、城”都与土地有密切关系。为实现人口与用地在规模上的合理配置，就要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为实现人口与用地在空间上的充分协调，就要解决“城在哪里建”的问题；为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就要解决“城要怎么建”的问题；为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可持续的土地供应保障，就要解决“地从哪里来”的问题；为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可持续的建设资金保障，就要解决“钱从哪里筹”的问题；而要实现城乡土地均衡配置和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就要解决“村有哪些权”的问题；如果让农民能带上“嫁妆”进城，就要解决“民有哪些利”的问题。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他认为，今后新型城镇化应遵循的“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统筹城乡；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以及典型实践经验。湛江市委党校的王守智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从五方面着手，即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进得来”的问题；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解决农民“离得开”的问题；探索住房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农民“住得下”的问题；推动就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农民“能就业”的问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农民“过得好”的问题。
3、胡春华：推动广东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
《南方日报》 2015年03月27日
胡春华主持召开全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动员大会，强调打赢全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 推动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26日上午，全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动员大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迅速行动起来，全力以赴，真抓实干，打赢全省工业转型升级这场攻坚战，推动我省制造业赢得新的发展，使我省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地位更加稳固、优势更加突出，实现由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转变。省长朱小丹出席会议并对全省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作了具体部署。
胡春华指出，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制造业是广东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和产业优势。要进一步巩固广东制造业大省的地位，清醒看到现在面临的挑战，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广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产业附加值， 提升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要在产业发展上解放思想，在全社会弘扬实业精神，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推动产业发展，推动更多根植本土的优质制造业企业成长起来。
胡春华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广东省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的落实，把工业转型升级落到具体抓手上。一要大力推进信息化改造，推进生产智能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制造水平，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抢占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二要加快推进“机器换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质量效益，同时抓住机遇发展机器人产业，力争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使我省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制造的重要基地。三要大力推动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引导和支持企业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普遍建立研发中心和 各类创新平台，鼓励企业参与新型研发机构、各类孵化器和加速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四要推动绿色发展，用节能减排倒逼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强化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约束机制，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
胡春华强调，要加快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紧紧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这一功能定位精准发力，选准一批重点装备产业加快发展，为全省制造业提供装备支撑。更好地对接我省工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通过订单生产、进口替代、合作建设、共同开发、自有技术 研发制造等各种方式，把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装备制造业打造更好地结合起来。狠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着力引进一批带动性强的先进装备制造龙头项目和一批“高、精、尖”产业链配套项目，做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珠江东岸、粤东西北地区要从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 ，发挥自身优势，在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上有所作为。
胡春华强调，要提高财政扶持资金使用效率。2015—2017年，省财政统筹安排516亿元，集中支持工业转型升级，有关部门一定要把这笔钱用好，用到推动转型升级的“刀刃”上，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财政资金支持、撬动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同时加强对财政扶持资金使用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和安全高效。
胡春华强调，各地各部门都要按照用结果说话、务求实效这个根本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省里要加强统筹协调，省经信委牵头建立部门联席会议，省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环保等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解决好工作 推进中的突出问题。要把工作任务分解到具体部门，把责任细化到具体的人身上，健全考核评估指标体系。省政府要定期派出工作组进行专项督查，推动各项工作和举措的落实。各级政府部门要通过深化改革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4、蒋平：走出去是重庆民营企业转型的重大机遇
《重庆晨报》 2015年03月27日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蒋平解读"一带一路"战略下，民企该如何搭上这班车，"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成为经济热词，这使得"走出去"这三个字有了新的含金量。重庆民企一直在尝试和践行"走出去"，如今新的国家战略横空出世，他们该如何搭上这班车，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又应该避免哪些短板？为此，本期《渝商》周刊专访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蒋平。
今年全国"两会"之后，"走出去"再次成为热点。蒋平认为，对民营经济来说，不管是转型升级、发展壮大，还是做百年老店，"走出去"是一种重要的选择，也是当下一个巨大的机遇。 蒋平说，这不仅仅是国家倡导，实际上经过数年的实践，在重庆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投资量。贸易、投资建厂和资本并购等方面，民企都超过了国企。市工商联将在新一轮的走出去中继续发挥作用。工商联将积极协调渝商走出去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的联系，加强对渝商的政策支持。继续调查研究，发现走出去中渝商面临的问题，并提供决策参考。当然，工商联还将加强民间外交工作，做好服务，今年将承办中尼（中国和尼泊尔）论坛，为渝商们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蒋平认为，"一带一路"带来的是对所有中国企业的普惠优势，而民企自身还有特殊的优势。"相比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背景更单纯，更容易被外方接受，这是民企被选择的优势。"蒋平举了重庆钰鑫集团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例子，钰鑫集团自己说在澳洲投资后，企业品牌影响反而比另一家国有钢企大。因为另一家国有钢企在澳洲的投资是买矿，位于澳洲偏僻地方，与澳洲当地居民没有什么交道。而钰鑫集团因为收购的是超市项目，这几家超市位于澳洲的中心城市，顾客上门后得知老板换成了中国人，于是通过超市的服务、货品等也能够了解中国人的实力和经营特点。
澳洲主管商贸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到国内参加论坛，还专门要求钰鑫集团负责人前去会面，显示了民企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肯定。"民企机制灵活、信息广泛、利于抱团、更容易被 外方接受，这些都是民企走出去的优势。"蒋平说。市场信息不透明困扰渝商，重庆市工商联目前正在广泛地开展调研活动，对重庆民企走出去搜集信息。蒋平说，经过摸底调查，发现重庆民企走出去还存在诸多困难。
排首位的是对国外的情况把握不够。"信息透明度不高，信息采集渠道较少，是重庆民企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问题。"蒋平说，现在重庆民企对外投资，主要依靠当地中介，而因为对投资所在国的基本国情缺乏掌握，往往会造成决策依据不够，这种情况很容易让投资产生 被动。
蒋平说，曾经有一家重庆企业准备在国外买矿山，当时交易价格约1.7亿元，这个价格与国内开矿成本相比有较大优势。但投资人并没有盲目行动，先开始项目论证，结果发现这个矿山要产出还得兴建港口和铁路，最后发现这部分基建成本需要花费约20亿元。这个隐性成本叠加后，这个矿山的性价比就显得不高了，该投资人最后放弃了这个项目。而让投资人后怕的是，如果当初盲目听信中介，投资买下矿山，则可能陷入投资泥潭。
【金融纵横】
1、中国货币进入全面宽松周期
国研网 2015-03-27
2月4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从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宣告加入全球主要央行的宽松货币大合唱。
统计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已有十家左右的央行采取降息、干预汇市等政策。中国央行在2月4日宣布全面降准，这是一次紧急宽松，时间出乎市场意料。中信证券认为，伴随全面降准，将释放流动性6000亿～7000亿元，根据当前的基础货币和准备金率，本次降准能使货币总量增加2万亿元以上。近期市场流动性有所偏紧，短期市场利率有所上升，本次降准将明显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状况，抑制市场利率上升。
此前，央行一直采用微调政策放松货币，但成效不大，对于市场的刺激作用不强。1月30日，央行公布的信息显示，自2014年12月16日开始，共密集开展8期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投放8550亿元流动性，期限最短的是1天，加权平均中标利率从3.5%～4.16%不等。这种短期的有息的货币，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市场的紧张情绪。
全面宽松乃时势所迫，有可能非央行所愿。1月21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上，周小川在“波动性：新常态”分论坛上回答主持人关于中国股市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央行希望货币政策保持稳定，而不追求经济中有过多流动性。但是经济的状况“有时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状况”时有变化，所以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也时有变化。因此央行时而吸出流动性，时而注入流动性。毫无疑问，这会对资本市场包括股市产生影响。
全球主要央行都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体有可能成为债务危机的燃爆点。由于全球央行宽松，因此人民币汇率除了对美元下降外，对欧元等货币都在上升，对中国出口不利，在岸与离岸汇率的差价也引发了巨大的套汇空间。
中国央行宣布降准后，人民币兑美元即期2月5日午盘跳空走低，央行全面降准亦压制人民币中间价下行，美元/人民币询价系统午盘报6.2541，前一日收报6.2477，美元/人民币央行中间价定为6.1366，2月4日中间价为6.1318。人民币兑欧元依然保持强势。
央行降准降息对于借贷者有利，负债一方的成本会下降。资本与货币市场会更趋活跃，中国的股票市场正处于发轫期，信心不是太足，此次降准相当于给股票市场提供了一支强心针，直接融资将会大幅增长。当然，这对于房地产市场也是一大利好。
风险最大的是套汇者，他们进行的在岸离岸交易的模型条件发生变化，如果央行大幅压低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那么他们的套汇空间就会缩小，甚至还会赔本。除了独树一帜的美国经济，没有人指望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提振疲软的实体经济。1月中国制造业PMI回落至 49.8%，两年以来首次低于荣枯线，弱于市场预期。而截至1月30日的这一周，中国股市创下一年以来最大周跌幅。同时，2014年GDP7.4％的增长创1991年以来的新低。 央行宽松不会自动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央行宣布降准后，全球重要大宗商品如原油等价格等仍在下挫，市场依旧按照自己的逻辑下行。
一旦打开了宽松的大门，合上就不容易。各家机构已经在预测中国央行进一步的行动。德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我们预计数据还会继续走弱，迫使政府采取更多宽松措施。”而彭博经济学家Tom Orlik在2月1日发表报告称，“综合起来看，1月的初步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正缓慢走向恶化，随着A股牛市失去动能，央行做好了进一步宽松的准备”，当时彭博预计一季度央行将再次降息。
引线已经准备好，就等着资产价格继续坐上火箭旅行吧。全球主要央行进行前所未有的宽松尝试，货币担当起复苏经济的所有责任，而这是货币无法承受之重。
2、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国金融
《大众理财顾问》 2015年3月刊
成为大国金融，就是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跟随者。中国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既要有高效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有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同时必须是开放的、国际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是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结构。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中国的金融业规模迅速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但是，仅仅成为金融大国离满足我国大国经济的发展要求还相差很远，只有构建大国金融，才能与大国经济相匹配，才能适应其发展。
2009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上海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已成必然，这为中国由金融大国向大国金融转变指明了方向。然而，应该构建一个具有怎样结构特点的大国金融？这条大国金融之路如何走？第十九届中国资本论坛上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有着不同的看法。
金融大国向大国金融的转变，当前，中国的金融必须由金融大国向大国金融转变，这已成为业界共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无论从财富配置还是社会稳定来看，都要求中国必须构建大国金融。中国GDP的50%都用于储蓄，以前，这些储蓄中的80%～90%都用于国内投资，而2014年，情况发生了转变，我国的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了吸引的外资额，这表明未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已是大势所趋。但令人担忧的是，我国金融机构尚不具备足够的资产配置能力，与强大的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就是构建与我国经济相匹配的大国金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金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最直接、最常见因素，经济的波动则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而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沃土。因此，构建大国金融也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
金融大国与大国金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台湾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达业认为：“今天的中国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大国金融。”一个国家的人很多，可以称为人口大国，而要称之为大国人口，则需要在人口素质上有很大提高；相应地，一个国家金融规模很大，可以 称为金融大国，但作为大国金融，则是在金融领域处于引领者地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则表示：“金融大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规模再大，没有国际影响力，没有能影响世界经济的金融体系，也就不成其为大国金融。”黄达业也指出，大国金融一定是能影响 全世界的金融，能制定全世界游戏规则的金融，“什么是大国金融？就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跟随者。”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作为大国金融发展战略目标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将不是或不主要是成为货币清算中心，甚至也不是 全球货币的定价中心、交易中心，而是全球财富的管理中心、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
银行与市场模式之争
德国和日本是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的代表。在这种模式下，相对于证券市场，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以及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英国和美国一直被视为现代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的典范或原型。在这些国家，相对银行模 式而言，证券市场在社会资本投资、行使公司控制权以及风险管理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美国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跨越式发展，进而为海外资本提供了保值增值和财务管理的渠道，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流入美国，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良性循环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快 速发展和海外资本的流入是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环节。但这种体系中，一旦资本输出受限，美元信用就将被动摇，直接影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与美国纽约有着巨大差别。为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日本建立了银行制度，并对金融实行了严格管制，这一方面奠定了日本银行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使东京成为以银行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另一方面，这种制 度下，金融市场受到很大限制，导致日本的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当前，东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聚集地之一，而其在衍生交易、国际债券交易、国际股票交易、股市机制等方面并不具优势地位，这也导致东京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相对不足。
可以看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有其各自的优点，也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弊端。2009年，国务院正式提出“到2020年要把上海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目标，为中国构建大国金融指明了方向。而关于中国的大国金融实现路径，借鉴以上两种不同的模式，一些专家认为应该以市场为中心，构建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而另一些专家认为要以银行为中心，构建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
吴晓求在其《大国金融中的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既要有高效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有良好的风险分散机制，同时必须是开放的、国际化的。因此，大国金融必须具备良好的资本市场、市场化的金融中介、发达的货币市场和 人民币国际化四大结构性元素，其中，资本市场处于核心，同时也是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是一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现代金融结构。
3、遇见互联网 投行会否边缘化？
《新财富》 2015-03-27
互联网金融这阵“风”已全方位地渗透到金融行业的所有领域，投行业务同样不能幸免。虽然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务短时间内无法颠覆投行既有的优势地位，但华尔街投行在互联网行业的并购中已开始被边缘化。目前，这一风气也在向中国蔓延，BAT都拥有实力雄厚的并购团队，其近年的一些并购也绕开了投行。
自被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的2013年以来，以BAT为代表的“搅局者”开始出手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势颠覆意欲打破了固有的金融格局，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传统金融机构被迫谋变，以巩固既有优势地位，而曾被誉为“金融业皇冠”的券商投行业务，也逐渐感受到互联网带来的威迫感。
这种威迫感，一方面来自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对市场的侵蚀，另一方面来自互联网企业本身对投行业务的绕行。
互联网金融VS传统投行：威迫强，颠覆难进入2014年，随着国金证券牵手腾讯，推出首只互联网金融产品“佣金宝”，正式拉开券商触网的序幕，整个证券业依靠经纪业务为生的基础被互联网金融的侵入彻底打破，投行业务在互联网的侵蚀下已很难独善其身。从2014年开始，国内不少券商内部开始思考互联网模式对投行未来模式的影响，中信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等已开始或准备在投行内部成立互联网专业小组，对互联网思维、盈利模式、行业研究以及业务合作等进行综合布局。
笼统而言，投行业务互联网化的核心理念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不过，由于投行业务处于一个相对封闭式的环境，在体制和高度专业化的制约下，互联网尚很难真正侵入核心的投行业务。在现行机制下，互联网对国内券商投行业务最直接的影响，或 许表现在融资渠道上。其中，股权众筹是主要的影响模式。
股权众筹，是指创业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向大众筹资，并以股权作为回报的一种互联网金融业态。中国的股权众筹兴起于2013年，目前平台数量已达数十家，成为P2P之后互联网金融的一个新热点。 融360金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众筹2014年报告》显示，2014年四个季度中国股权众筹募资金额分别为0.4725亿元、1.0838亿元、2.0284亿元、3.4682亿元， 全年募资总额为7.05亿元。尽管7.05亿元尚不及一家A股主板市场IPO公司的融资额高，仅为市场资金的九牛一毛，但股权众筹每季度的募资金额近乎翻倍，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2014年底，中国证券业协会起草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加强对这一行业规范的同时，这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政策的指引。
以互联网思维经营的股权众筹能走多远尚未可知，但相比投行模式的一成不变，更具活力的互联网模式或许能给人惊喜，融资渠道或将成为互联网打开投行垄断地位的一个缺口。一直关注创业企业和互联网领域的华兴资本CEO包凡曾表示，过去20年投行在工作方式、商业模式等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0年后如果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改写游戏规则，助推经济革命性增长，则将促使投行做出变革。
新财富在对国内几家投行的访谈中了解到，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投行业内普遍都存在紧迫感。有业内人士则表示，互联网对券商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上，毕竟在全行业都互联网化的前提下，券商投行部门的固守让人产生坐以待毙的错觉。然而，不管是券商为 了迎合市场需求主动求变，还是被动改变，在证券承销、并购和资产重组等高度专业的领域，短期内互联网在根本上很难动摇其根基；加上投行业的体制保护和门槛极高，互联网金融还无法渗透进去，而未来互联网对投行业务的影响究竟有多深，目前还是未知之数。
【比较借鉴】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立经验及对上海自贸区的启示
《经济研究导刊》 2014年第17期
摘要：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面发展，全球的经济贸易也在飞速的发展。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与不断的完善，分析中国和东盟各个国家的发展优势和现实意义，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并针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提出合理的建议，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升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一、研究现状
刘立立(2012年)从自由贸易区切入，讨论了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自贸区的成员国的经济贸易的影响，总结了自贸区的经济影响、自贸区的成员国之间发生贸易的相关的条件，探讨了自贸区的建立对各个国家进出口的影响以及产品的进出口的价格的高低，并通过进出口产品的数量，分析了贸易国家的进出口的生产率的大小和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差异。王瑾(2012年)结合经济发展的一体化，通过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总结了自贸区设立后国家所做出的针对自贸区的相关的政策变化对我们国家的经济贸易的作用，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阐述了通过贸易往来的作用创造的贸易效应，并对这种贸易效应进行系统的分析。张岺(2013年)对国际竞争与协调的理论进行整理，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立后存在的问题，如存在恶性的竞争关系，企业的资本发生转移，依据欧盟税收调整的经验，提出了中国和欧盟国家应该采取的措施。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启动，是一个包含11个国家的经济体，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人口最多的自贸区，是世界第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组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建立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上，把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目标的贸易区域，其主要的宗旨是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合作的方式来逐渐的改善和提高其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适应和改变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比如通过取消关税来刺激进出口的数量与取消非关税壁垒来增加贸易总量，通过开展全面的经济与贸易合作，建立发展框架。这其中主要包括四大方面：第一，国际贸易方面。尤其指实物方面的国际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关税的方式来实现。除了特殊的食品和食品原料之外，所有的产品的关税作出下降的调整，并取消了所有非关税壁垒。在另一方面，我国也应该通过降低关税的措施来增加国家的出口额，进口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互补资源，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与资源互补，所以自贸区的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产品进出口关税的问题。第二，服务贸易方面。这属于第三产业，同样也是各个国家的“软实力”竞争的主要体现的方式。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立之后，各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加，弥补了当下的此类服务的输出输入的缺乏。这有利于中国的对外服务领域的开发和增加了中国的贸易额增加。第三，投资自由化，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投资力度一般处于较低水平之中，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有限所导致的。而东盟的各个国家因在投资方面较为活跃，其对外投资力度比中国大。所以，中国要不断的适应东盟的发展模式，改变自己的投资策略，不断的加大投资的自由化。第四，增加各个国家企业的投资便利化，许多的国家彼此之间从事的贸易往来都存在着出海关程序复杂、手续繁多等问题，审核和审批的关卡数目较多。自贸区建立后国家做出调整，取消了复杂繁琐的手续，简化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了流程。提高了国际上各个国家的对外交易总额，给货物带来了便利。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政治上缺乏信任，政治目标不一致，由于主权意识的存在，历史上都曾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近年来还存在一些领土争端的矛盾，还存在着一些宗教的信仰 差异，历史观念不同，这些都会引起各个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影响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的合作。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内部国家的经济贸易总量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差距问题，贸易发展模式也有待提高。中国近几年的的经济实力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之下东盟国家的发展 才刚开始起步，东盟国家之间内部的发展实力也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落后。中国与东盟的各个国家还存在着经济政策的不同，经济结构也有明显的差异，经济目标存在差异，政策的调、经济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对于经济的发展与融合，存 在着困难。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很可能会遭到区域以外的国家的势力的干扰，西方的一些大国不愿意看到自己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地位的下降，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可能会联合起来抵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抑制他们的进出口的数量，影响其贸易的往来。
针对贸易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从以下的建议中得到改善。强调人民币的区域化的重要作用，鼓励更多的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提升人民币的对内对外的影响力； 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作用，降低金融机构设立分行的门槛，简化步骤，优化程序，完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证券市场，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完善汇率政策，提出汇率优惠，推动中国和东盟地区的各个国家的贸易发展；对进出口进行鼓励，刺激各个国家的进出口的 数量。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上海的启示
(一)优化产业结构
首先，应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模式，优胜劣汰，使经济发展落后的产业退出贸易市场，如重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将这些不发达落后的企业转移到不发达的国家中。这样，既能有利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又能够保护中国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应根据贸易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等逐步的协调各个国家的贸易合作。在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中，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人才众多，技术管理水平一直处在优势地位，调整上海的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的发展，使企业成功的实现转型，实现优势互补，加大贸易合作的力度，在进口税收的调整模式下，改变企业的发展策略，细化市场分工，加大对外的联系，带动相关产业的向前发展，积极的拓展国外的市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二)加强金融合作机制
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情形下，把人民币作为各个区域内的主要结算货币，这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位置，推动中国—东盟各个国家内部的金融贸易合作，使中国市场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加大。现阶段人民币在区域化的发展进程中，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主要是在周边地区的消费情形下进行着流通。对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投资，比如企业间的跨国投资，只能通过国内的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而限制使用投资所在国的资产申请相应的一些贷款，这就会使得许多企业放弃跨国进行投资，打消了企业的投资的积极性。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强化了人民币的重要地位，使更多的企业可以通过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投资，这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推进使用可以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稳步了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使人民币在国际竞争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资本合作方面也可以进行改进：首先推动区域性合作基金的种类，积极投身于市场建设，增加区域之间的合作银行的数量，优化银行结算流程，细化分工；其次，促进贸易间的结算制度建立，积极成立区域性担保公司，提高担保公司的质量，明确责任分工，对制度建设进行优化；再次，优化债券市场的建设，提高证券市场的质量。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后，立即做出了对进口税收政策的调整，加强了跨国企业相互之间的出口信用保险领域的合作，对于及出口的贸易进行严格的管理制度，降低了出口贸易风险，推动、完善了自由贸易区的进一步的建设。
(三)建立协调统一组织
随着自贸区的发展，贸易往来的增加，政府之间的协调机制应尽快落实高标准、深层次的目标，明确公开项目投资去向，重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金融一体化模式，物流交通的需求都会需要各个成员国之间彼此的协商与合作，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协调组织，由政府进行监督与管理，长期有效的解决上海自贸区对内对外贸易的问题。
2、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探析
国研网 2015.3
摘要：在全球或区域经济活动中，各国都利用自己的有利因素来影响全球或区域经济活动，争取最大化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笔者从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不确定因素分析入手，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理性对待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建立开放性的东亚地区主义；推动三国在一定领域和一定区域内优先合作；加强企业合作和民间文化交流；中韩先行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外力提高日本加入自贸区的速度。
作为国家间的经济交流关系，贸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考虑国内经济和他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一般通过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如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得以实现、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新保护主义为具体内容的经济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全球贸易关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影响深远
首先，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成为各国发展经济所必须破解的新课题。由于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开放的多哈谈判举步维艰，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目光转向地区和区域经济合作，以求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以自贸区建设为核心的区域合作，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也成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潮流。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互相合作、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日韩三国的情况尤其如此。通过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实现三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三国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应对波诡云谲的世界经济格局。
其次，由于中日韩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贸易投资规模均占举足轻重地位，三边自贸区建设将会通过地区内投资的活跃，形成推动力，驱动地区经济实现均衡化发展。因此，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带有促进东亚或更广泛的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前提属性，是推动地区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前提，对于促进泛亚洲自贸区建设也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三，中、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更多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基于两者之间，这样一种合作一旦实现，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力量会更强。此外，中日韩三国之间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消除三国之间的矛盾和误解，以及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会有所帮助。三国现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领土争议问题，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来缓解。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不确定因素分析
相比于世贸规则和其它的优惠安排，自贸区是开放程度更高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涉及的经济以外的因素更多，这些因素将对自贸区建设形成强大的阻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面临一定的障碍和挑战。
首先，日本政局的不断变化为中日韩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日本右翼势力这些年影响日本政治潮流变化，导致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政策，造成和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紧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挑起岛屿争夺；二是借历史问题，翻反法西斯胜利铁案；三是企图修改宪法，重走军事扩张道路。自贸区应该建立在地区间国家政治关系良好、地区国际关系和平的基础之上。现在由日本右翼控制的日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强硬政策破坏着地区国际和平与合作，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遇到难以逾越的政治阻碍。
其次，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还可能受到美国等亚太地区大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干扰。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地区大国的战略决策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随着TPP谈判的不断深入，美国已开始以该协定为基础在亚太地区构建新的经济合作格局。2011年5月19日，亚太9国在美国发表声明称，经过6轮谈判，9国将努力争取在2011年11月达成自由贸易框架协定，并欢迎包括中日韩三国在内的其他APEC成员参与。如果进展顺利，TPP将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共同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并形成一定的竞争态势。同时，东亚峰会等机制的发展与演变也表明，美国正在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东亚地区多年形成的潜在影响。因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未来定位与发展很可能会触及美国的地区利益，中国应对美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立场及动向保持关注。
第三、东盟“战略平衡”因素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姿态不容小觑。近年来，东盟一方面以构建东盟经济共同体为目标，努力提升自身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五个“10+1”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努力推进东亚货币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在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程中，东盟始终以“大国均衡”战略为指导方针。东盟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地区强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温和的超级大国”，因此，有必要扩大美国和日本在该地区的存在与影响力，以制衡中国，避免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把持、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并借此提高东盟在亚太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若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取得成功后，三国将在各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当条件成熟时，三国可以联合成立东北亚同盟。与东盟相比，东北亚同盟在绝大多数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因而，在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迅速取代东盟成为核心地位。所以，应该在顺利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合作的同时尽量让东盟不感受到威胁。
3、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北方经贸》 2014年第12期
(一)理性对待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建立开放性的东亚地区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有着多重含义和多重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民族主义大概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中日韩三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国家民族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体现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关头。国家民族主义又是一种政策和政治工具，是政府“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政策”。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国家民族主义一方面能强化本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但也能演化成极端的民族主义，导致民族排外和民族分离。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地球村”，在各民族相互交织的国际社会中，强化民族主义的理性，弱化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才能有效地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力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推动三国在一定领域和一定区域内优先合作
就现状而言，三国可以有选择地在某些行业、某些区域内实行试点，例如可以在环黄海地区建立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检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日韩两国是东亚地区的科技强国，其科技创新力与产品开发能力都居于世界前列，国民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很高。以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与腾飞创造了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可以在3G技术开发的领域中加强信息的交流和研发的合作，努力推动亚洲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
(三)加强企业合作和民间文化交流
企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载体。同样，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区域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中日韩三国目前可以先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来搭建平台，用以促进企业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做好准备。其次还可以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加强相互间的沟通，扫清自由贸易区构建进程中的障碍。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很长，文化上互通有无，在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模式上，中日韩三国有着极大的共性。因此，在贸易往来中，文化因素为三国的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加深了三国之间相互理解，有利于减少由于沟通理解不当产生的贸易摩擦。
(四)中韩先行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外力提高日本加入自贸区的速度
近十年来中韩两国之间在贸易上既有垂直分工，又有水平分工，反映出中韩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中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这就有利于促进中韩间加强经贸合作，开拓更广泛的合作领域，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政治上，朝鲜半岛实现统一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经济上，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市场；意愿上，韩国政府多次表达了合作的想法。这些积极因素都有利于中韩间率先实现自由贸易区。至2014年5月，中韩就两国自贸区建设已进行了十一轮谈判，进展顺利。中韩自贸区的率先建成，对与中韩经济密切相关的日本而言必将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自由贸易区本身具有排他性，必将使日本无法分享中韩自贸区带来的区域经济合作效应，使日本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效应可能带来的政治成果。出于经济利益以及由经济利益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考量，日本肯定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主动的行动投身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来。
4、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投资与证券》 2014年第12期
市场创新的过程也是监管创新的过程，市场创新的健康发展亦离不开监管的保驾护航。在市场探索已经启动之际，研究我国场外交易市场未来监管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场外交易市场具有高风险特征，为维护市场秩序，各国都已将场外交易市场纳入监管范围。美国是场外交易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建立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体系，为我国完善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提供了借鉴。
一、中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面临的监管难题
伴随新三板改组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我国的场外交易市场进入了快速创新发展时间。证券市场的创新需要监管创新与之配合，缺乏有效监管的创新无法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场外交易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管制度为之保驾护航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力量与意志一直处于重要地位，甚至一度处于主导地位，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必然导致政府对市场进行较深程度的直接干预，证券监管都明显体现政府职能部门的意志，自律组织与中介机构在监管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导致监管效率与监管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当的监管制度，解决政府监管与市场化运作的矛盾，提高监管效率与效果，成为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场外交易市场有着不同于交易所市场的明显特点。纵观各国场外交易市场可以发现：同交易所市场相比，场外交易市场具有更高地开放性、灵活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开放性体现为准入门槛低，灵活性体现为高度市场化的服务模式，由此也导致了市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场外交易市场的风险结构与交易所市场有很大不同。而现行监管体系无法适应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发展的要求，必须充分借鉴国外经验，探索科学、合理、适当的监管制度。监管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取决于监管资源与监管职责的匹配性。信息能力与执行能力构成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核心资源，其中信息机制是内核，信息的充分、及时、客观有助于监管目标的实现，信息机制的有效性决定着监管的效率，进而决定着市场的效率。从监管主体的决策角度来看，监管体制是通过信息结构来发挥其监督管理作用的，只有对监管主体提供使他们能够做出合理决策的充分的信息，监管主体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监管决策。同时，信息结构也是监管主体与监管客体进行交流的基础，通过这种信息交流，监管客体可以较好地了解监管主体的思路，而监管主体也可以清楚地了解监管客体在经营状况、业务发展等方面的有效信息，相互协调，更好地防范证券市场风险。[1]证券市场的信息结构决定着监管主体的设置与职责分工。场外交易市场因其开放性、灵活性、多样性、复杂性而具有独特的信息结构。在场外交易市场挂牌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稳定性与持续性更弱。这些缺陷导致场外交易市场无法仅依赖于公开信息进行治理，也无法建立以公开信息为核心的监管制度。场外交易市场的不确定性与高风险特征决定了无法通过信息公开来建立有效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必须进一步利用更多的信息，非公开信息变得非常重要，非公开信息占有主体的地位也更为重要，一方面，场外交易市场成为专业投资者占主导而非普通投资者占主导的市场，另一方面，比监管者更接近也更了解挂牌企业的中介机构成为监管的重要着力点。美国场外交易市场在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强化自律组织与中介机构的责任，来提升其在监管过程中的作用，为中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借鉴。
二、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的演进逻辑
场外交易市场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之一部分。美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建立并非独立的事件，而是时代的产物，是1929年大危机之后对自由主义反思的结果。1929年大危机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主义，政府职能限制在“守夜人”范围内，经济上信奉市场的力量与自我调节机制，因此证券市场也是一个缺乏监管和极为自由的市场。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由金融崩溃引发的，而金融崩溃又是由疯狂投机引发的，所以主张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阶段就从金融、证券入手，上任后组织起草并颁布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定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基础制度，成为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的基础。罗斯福对刘易斯?布兰代斯“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的理论极为认同，主张通过信息披露来对证券市场进行规管，在证券法的制订过程中，罗斯福三易起草者，否定了汤普森证券法一稿的“价值规制”监管理念，①选择了弗兰克福特稿证券法。所以，《1933年证券法》的首要立法目标便是向投资者充分地披露真实信息。1933年证券法对新证券的信息披露作了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1934年证券交易法弥补了1933年证券法对于二级市场的忽略，关注对二级市场上交易证券的信息披露，创立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被赋予一个独立金融管理机构的角色，它需要颁布证券交易的行为准则、规范所有的证券交易活动、管制经纪人的业务行为、监察证券公司的经营活动等。在1933年证券法与1934年证券交易法颁布之初，并未对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做出特别规定，原因是场外交易市场是一个无形的市场，缺乏其性质、功能、规模以及运作机制的真实数据[2]。但在为交易所市场建立起详细的规则制度之后，国会将场外交易市场的所有问题摆在SEC面前。1938年《曼罗尼法》把SEC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扩大到场外交易市场。曼罗尼法的制订者认为，场外交易市场作为证券市场的灰色区域，监管部门的行政监管“最多也不过是大体分出黑白”，虽然有关注册、检查、欺诈行为预防和处罚条款为充分的控制系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这些规定也必须通过道德层面的监管来得到补充。行业道德监管即指政府适当监督下实质程度上的自律。[2]根据《曼罗尼法》确立的场外交易市场监管理念，1939年全国证券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Dealers，NASD)正式成立，并由SEC批准通过了的注册，成为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的唯一自律机构，对场外市场进行自律管理，并由SEC负责对NASD进行监管。1964年和1975年，美国又两次对《1934年证券法》作了修正，对场外交易的证券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注册要求。传统的粉单市场和分散交易造成场外交易市场的分割状态，并为NASD的自律监管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在技术条件逐渐成熟之后，NASD于1968年决定建立自动报价系统。1971年NASDAQ报价系统正式启用，使场外交易市场的做市商由店商变成了电商，一方面实现了市场的统一，另一方面，实现了对做市商和场外交易的实时、准确监测与监管。之后的1990年，由于SEC制定了《低价股改革方案》，NASD据此开设了电子公告板市场，即OTCBB，为达不到NASDAQ入市标准的股票提供报价服务。1999年，为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市场欺诈行为，SEC通过了《OTCBB监管规则》，要求在OTCBB报价的金融产品必须向监管机构报告财务状况，加强了OTCBB市场的信息披露监管。
综上所述，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模式形成的逻辑是：1929年大危机导致政府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颁布了证券法与证券交易法等一系列法规，搭建起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并成立了SEC作为实施监管的行政机构。场外交易市场作为证券市场中的灰色地带，难以按照交易所市场的模式进行监管，因此，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规则，将场外交易市场纳入监管体系。在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方面所贯彻的监管理念与监管原则与交易所市场是一致的，即强化信息披露，禁止欺诈活动、操纵市场与内幕交易。但由于行政监管对于分散、开放的场外交易市场难以达到理想的监管效果，因此，监管部门组织成立了自律组织，通过对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来作为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逐步形成了SEC统一指导下，强化中介机构责任与自律管理的监管模式。
三、美国场外交易市场监管体系
虽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断加强对场外交易市场监管，但政府监管仍以间接监管为主，直接监管职能由自律组织承担，形成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理念，自律为主、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管体系。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理念
美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辅之以司法的监管模式，所有行政式的管理都围绕提高信息透明度与杜绝违规违法行为而展开。政府很少对证券市场施加直接干预。美国推出的场外交易市场监管措施多以信息披露和提高市场透明度为主。负责对场外交易进行自律管理的NASD成立之后，一方面致力于加强对各类会员的管理与诚信建设，另一方面成立了自动报价系统，以方便收集和发布在场外交易市场上的证券报价信息，加强场外交易的信息透明度，以促进公平交易。在挂牌公司监管方面，一方面其证券发行活动要受到SEC监管，满足条件的公开发行须提交注册申请文件，进行信息披露；另一方面，1999年实施的《OTCBB监管规则》，要求在OTCBB挂牌的公司必须向SEC报告当前的财务状况。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有别于交易所市场，不存在组织化的运作实体，是以报价系统联结的松散市场，自律组织监管的重点在于各类会员与市场交易，对场外市场上报价的证券发行人没有监管权限，[3]挂牌公司的主要义务来自于SEC相关制度规则。根据1933年《证券法》，SEC直接监管证券的发行与基本信息披露，同普通公司一样，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公司及相关证券活动亦在SEC监管之列。一方面，公司发行证券需要在SEC注册或者满足相应豁免条款；另一方面，公司证券活动一旦构成公开发行，或在事实上已成为公众公司②，须履行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按SEC要求披露定期报告与不定期的重大事项报告。SEC建立了专门的信息披露平台(EDGAR)。OTCBB市场最初对于信息披露并无有别于一般公司的硬性要求，[3]为提高市场透明度，1999年起，根据SEC通过的《OTCBB监管规则》，OTCBB市场要定期向SEC披露经过审计的年报和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