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缘何深入民心

人民网 2015年6月8日

　　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西方学者就“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到农民的拥护”展开激烈的讨论，有的说是民族自觉性，有的说是道德经济问题……总的说是说法多样，偏颇得失各得其所，讨论结果不尽人意。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之所以能融于老百姓中，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是因为共产党需要老百姓，老百姓相信共产党，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的关系，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发展要以人民大众为基础，而人民解脱枷锁，翻身做主同样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抗战时期党的群众路线深入民心，思想根基牢固

　　抗日游击战争一开始，党就和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了一起，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同时也在人民群众中迅速扩大。太原失守前，中共北方局就带领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宣传工作，进行党内党外大动员，为开展山区游击战争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群众准备。太原失守后，中共上层迅速作出反应，紧密与牺盟会、动委会、决死队等配合，把建党、建军等各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与当地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农会等地方组织密切配合，使得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建立，将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燃遍了恒山、太行山、太岳山、管涔山和吕梁山区，将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等广大游击区建成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

　　从全面抗战的立场看山西抗战，我们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军和阎锡山所领导的晋绥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做过的牺牲，但如果仔细分析国共两党所坚持的抗战策略，那就大相径庭，这也是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一步步走向强大，而国民党政权一天天萎缩直至失败的原因。从抗战一开始，蒋、阎军队打仗所依靠的就是他们的政府和所有的军队，而与百姓互不相干，没有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当然更谈不上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了。而共产党则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去看问题，发动的是一场人民战争，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一步步走向全面胜利。抗战时期，时任交城三区的区委书记李立功在回忆当年的抗战形势时说：“（抗战）全靠老百姓了！毛主席讲我们是人民战争，不靠老百姓战争就胜利不了！你靠谁？我们吃的是老百姓的，喝的是老百姓的呀！”“那个时候群众觉悟高，老百姓抬担架、照顾伤员，熬稀饭、熬鸡汤，都是自觉的。除了打仗以外，老百姓就是个大供给部，老百姓就是个大后方，什么都是靠老百姓，所以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老区的老百姓，确实是觉悟高，革命的成功全靠老百姓啊！”①这是一位山西的老领导，更是一位战争的亲历者从心底所发出的对老百姓的崇高评价！

　　彭德怀就如何建立巩固的军民关系指出：“军民关系之好坏，决定于军队本身有无严格的纪律，以及每个军人有无爱护人民的观念。假如一个军队能有严肃的纪律，每个官兵对于人民，能够做到买卖公平，态度和蔼，虽在极困难极混乱的环境中，不乱拿民众一点东西，那这个军队必然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取得人民的帮助。”②

　　党员干部平易近人、八路军纪律严明，百姓有口皆碑

　　在山西，红军东征给当地百姓所留下的良好印象是深刻和普遍的。

　　山西长治县西村焦福水老人在回忆中说：“日本人进攻上党，长治是兵家必争之地。彭德怀东征太行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西火是太行山的西大门。彭德怀东征太行山来到西火，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刚开始就碰上咱这儿牺盟会成立，我是牺盟会的领导人。当时何长工来过西火，何长工（编者注：1900年-1987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来西火主要是实行根据地政策，实行合理负担。

　　当时何长工借米救穷人。为什么说是借米救穷人呢？当时没有个正军，来了就是宾客，来了就想扎住脚了，红军要依靠牺盟会，牺盟会同样需要依靠红军做后盾。有了红军后，牺盟会就在长治撑起翅膀来了，这就和阎锡山有了磨擦。

　　那会儿的人可难活呢！人人哭爹叫娘的，有钱的人不舍粮，穷人们没出路。何长工就想，这就得先救民，毛主席说要扎住脚就得先救穷人，我们要把穷人先救起来，吃饭问题是最重要的。可是当时红军自己没米，也没了钱，红军自己的布袋也是空的，子弹也少，一个子弹袋里就三个子弹，也不是人人都有枪，这可咋弄呢？又想救穷人，又没米。这样就联合牺盟会开会，讨论如何救穷人。

　　当时西火的伪村长是西火的一个大财主，叫郑金水，是个高利贷，有米，可他后来也被感动了。他是怎的感动了呢？红军进村时很冷，也没住民房，就住庙里了。他开了很多堡号，也没住他的堡号，他想，红军真好，毛主席说的对。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到老财家拜访请米，说乡亲们应伸出友谊之手，我们打个条子，保证政府以后加倍偿还！这个郑金水受了感动，于是就把红军接到他那里，把红军安排好后就开始借米。他一人就借出30石米来，后来总共从有米的一二十户家借出几百石小米。

　　所以说，救饥民好比播种机。西火有个郭长乐吃了红军的饭后，就积极报名参加当红军。到十月、十一月份，红军就进太行山了，建立根据地，西火很多人成群结队地跟上去，红军一下就扩大了。”

　　八路军的严明纪律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护。八路军部队进入山西抗日，开始实践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万事开头难，八路军从入晋到站稳脚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初到雁北时，十室九空，粮食采办非常困难，然而由于政治纪律严肃，战士宁愿忍受饥饿的痛苦，无论如何不动群众一草一木，而且还积极打击日寇汉奸。群众看到八路军不仅纪律严明，而且抗日坚决，于是口耳相传，纷纷送粮送菜，甚至从别的地方买来白面支援八路军。没过多久，百姓的抗战热潮席卷整个雁北地区。

　　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是抗战开始以来规模空前的一次洗劫。可以说，在“九路围攻”中，敌人对老百姓的残酷是难以言表的。1938年5月18日的《新华日报》披露说：“敌人对民众的残酷，实在是谁也意想不到的。有许多事情不但民众听见了要怀疑，就是我们自己听见了，也要怀疑到它的真实性。”凡是日军走过的地方，可以破坏的东西没有不被破坏的。日军制造的触目惊心的场面在深深刺痛国人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敌人的仇恨。

　　阳城县政协主席潘小浦讲抗战时期的军民关系时就举唐天际被救的例子来说。唐天际（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三次遇险被救，其中有两次就是当地妇女所为。有一次，唐天际正在次营镇的一个村，有汉奸告密，日本人就派人来抓他，再加上唐天际不是本地口音，日本人就将他这个村子包围了。唐天际看到形势危机，主动站出来，说我是外地的，是来这个地方收蚕丝的。日本人将信将疑，准备把唐天际带走。这时，村里的一个女同志（她的丈夫是共产党员）跑出来，一把抓住唐天际，说她和唐天际是夫妻，说唐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做生意，每年在这里住半年，在那个家住半年，我们还有几个孩子。最后，日本人终于相信了，把包围的兵撤走了。

　　晋绥边区纵然不像太行区的灾情那样严重，但从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到1943年这一段时间，其财政状况也是相当困难。特别是在1941年到1942年这两年里，由于日军的扫荡和连年的灾害，根据地生产破坏十分严重，土地荒芜，乡村残破，商业凋敝。而蒋阎反动派又趁火打劫，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抗日根据地的局势日益恶化，军民生活极端困难。军队每人每天吃七两黑豆，还得勒紧裤带打仗、搞生产。”③面对军民生活困难，军队战斗力受到影响的严重情况，尽快扭转这一局面成为当务之急，为此，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一面带领司令部的机关干部开荒种地，一面号召和帮助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他还派人从外地引进棉籽种植棉花，逐步恢复和发展纺织业。发动军队就地取材，利用羊毛纺毛线，编织毛衣、背心、毛袜、手套，解决过冬穿衣问题。又发动边区军民开采煤炭、烧制木炭，通过对外交易来换取边区奇缺的医药、食盐及纸张等物资。在贺龙的感召和带领下，边区军民的手工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建立，军民生活所需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部分盈余还可以通过碛口、柳林等地对外交换。

　　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从抗战一开始，我们党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的核心问题就是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抗战，使整个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那时候这个八路军和老百姓那个关系紧密的很，都掩护咧，无论是八路军住到谁家，谁家也是很照顾，给钉鞋、补裤子、补袜子。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做军鞋，再一个就是围公粮、碾碾子，推（碾）下小米子，往苛岚、五寨送粮，往兴县滩上送。”④

　　（作者为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注释】

　　①张成德，孙丽萍：《山西抗战口述史（第一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②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时事类编特刊》第五期。

　　③庞怀志，田子俊：《贺龙同志与晋绥解放区的创立》，《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一卷），1998年。

　　④陈旭清，马文丽：在五寨采访徐庆元的谈话记录（未刊稿），2005年1月7日。